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是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经历了纯粹舶来品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

　　19世纪30-60年代：发端与初步发展时期——基本免费医疗

　　1835年，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揭开了近代中国教会医院的序幕。此后，英、美等国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的教会医院和诊所。该时期，教会医院由广州一隅，发展到东南五口，进而发展到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口岸，并开始向中国内地拓展。

　　其实，教会医院是通过慈善医疗才逐渐获得国人的信任。早期的教会医院从设立之初就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免费的施诊送药是最常见的，有的教会医院还为贫病者免费提供食宿。鸦片战争前，伯驾的眼科医院还给贫穷的病人“供给饮食，待病痊回家”。同时，合信(Benjamin Hobson)、雒魏林(WilliamLockhart)、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等医学传教士在各地创办的医院或诊所都完全实行免费。此外，合信、雒魏林还在战乱中收治伤者，二人先后在广州红兵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时积极治疗伤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医学传教士在各地新创立了一些教会医院。

　　就救治人员而言，早期教会医院的慈善实施主体基本上为外国医学传教士，身兼行医与传教的双责。如伯驾等医学传教士虽然培训过少量的国人作助手，但其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到1866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创办南华医学校，开始正式培养中国近代西医，这预示着中国人将在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从经费来源来说，主要依靠西方教会、民众以及在华外国人（尤其是商人）的捐助，如雒魏林创办北京施医院的经费“皆英国众善官民商贾按时尽力捐输，并无间断贻误”。当然，

　　一些早期教会医院在某些方面也得到了中国地方社会的支持，如伯驾的医院在租用房屋方面得到了中国行商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一些医学传教士难以及时、大量地获得资助的经费，有的医学传教士在行医时不再实行完全的免费治疗。如19世纪60年代，医学传教士根特（James Gentle）为维持镇江诊所的运转，开始向病人收取少量的费用，由此成为第一位向病人收费的医学传教士。

　　19世纪70-90年代：快速发展与转变时期——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

　　由于该时期传教事业在条约制度庇护下不断拓展，教会医疗事业日益受到各差会的重视，国人对西医的认识也在不断增加，致使教会医院得到快速发展。

　　1890年，教会医院达到61所，诊所达到44所。各地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进行慈善医疗。伴随着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教会医院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接受慈善医疗的病人数量也大为增加。

　　伴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范围和形式不断扩大。由于女子医学传教士的陆续来华，各地相继设立了一些妇孺医院，如上海西门妇孺医院、苏州天赐庄妇孺医院、广州夏葛妇孺医院等。这些专门的妇孺医院在为妇女、儿童提供慈善医疗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的医学传教士还设立了麻风病院、疯人病院，专门收治特殊病人，并提供相应的慈善医疗。如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设立近代第一所疯人院；1890年，霍德（E.G.Horder）在北海建立近代第一所麻风病院。

　　除此之外，有的教会医院还在发生战争或疫病时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如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医学传教士稻惟德(A.W.Douth waite)、司督阁(Dugald Christie)等就开始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战时救护。

　　同时期，更多的医学传教士利用行医之暇培养助手，有的还开办了正式学校。有统计，到1896年，医学传教士已在39个地方进行医学教育，共培养男、女西医生268名，当时正在接受教育的有194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是在教会医疗机构服务，也促使国人在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而该时期教会医院的经费来源产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教会医院出现收费制度。19世纪70年代后，更多的教会医院实行了收费制度。其中，既有从免费发展到收费的，也有建立之始就实行收费的。前者如英国循道会创办的汉口普爱医院；后者如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博习医院。此外，还有医学传教士通过向自己的某些病人收费，将之用于慈善医疗，如杭州的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建立了麻风病院。另一方面，与19世纪70年代以前不同，教会医院慈善医疗的经费并非完全依赖于外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向教会医院捐款。不过，相比之下，教会医院经费所得主要还是来自外国人。

　　尤为令人注意的是，汉口普爱医院很早就认识到设立专门救济基金的必要性。1890年，该院就设立了救济基金，除用作免费收治病人外，还为他们买旧衣服、买船票，为死去的病人买棺材以便安葬。

　　20世纪初：重要时期——收费的慈善医疗

　　清末十年不仅是教会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是教会慈善医疗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教会医院得到广泛发展，从加强沿海到深入内地。到1915年，中国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还先后建立一些专门医院，如惠更生（James R.Wilkson）于1906年在苏州福音医院创办疯癫病院。

　　在空间拓展的同时，教会医院的设备、医疗水平等都得到提高。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传教中心的教会医院在建筑样式上趋于现代化；四川，美以美会的甘莱德（H.L.Canright）也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好的医院建筑之一。这些教会医院和诊所均进行慈善医疗，其数量的增加、空间分布的进一步扩大、医疗水平的提高，都表明教会慈善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与服务范围的扩大。

　　与此同时，行医受到更多重视，与传教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至于许多教会医院将专职布道制度化。1910年，苏州博习医院在监理会年会上提出设置专职的布道人员，这一提议于次年通过，使得教会医院里的医生可以专门从事医疗服务，减轻了医学传教士的负担。

　　这一时期，教会医院里的医生依然是以外国籍医学传教士为主。同时，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先后建立，加之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回国，中国的新式西医不断增加，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服务于教会医疗机构。但除少数人之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然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如此，许多中国西医在教会医院发挥的作用远超以前，奠定了民国时期教会医院本土化的重要基础。

　　医学传教士与中国医护人员在从事常态的慈善医疗外，还积极从事战时救护和疫病防治。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战时救济“借重各国教会西医及该处原有之教会医院”，教会医院在各地设立的红十字医院中占了大多数；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医院都由医学传教士经理，医学传教士在红十字医院的医生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这奠定了教会医院在中国红十字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这种地位与作用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与发展。

　　虽然此时期实行收费制度已成为教会医院的通行作法，但教会医院依然进行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活动。如上海仁济医院在实行收费制度后，“常诊挂号钱十文，不另取资，出诊银十两，贫病不计，上等病房每日取资洋五角，中等免费，惟日收饭金一百五十文”。有的教会医院实行全面收费只是象征性的，并非完全出于赢利的考虑，因此体现出了慈善性质。如贵格会在安徽六合创办教会医院之初，“诊病仅收号金，住院只加饭食，诚为全境之福。”有的教会医院专门对贫穷的病人施以慈善。如衡阳仁济医院医师贝实德(Ernest C.Peake)“遇有贫苦不堪者来院就诊，格外克己矜恤。”

　　晚清时期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由普遍的完全免费发展到实行收费，从而改变了教会医院完全慈善的性质，转而在收费的前提下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慈善医疗。它由起初单一的常态医疗，发展到同时参与中国的战时救护和疫病防治，尤其是在中国红十字救济事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盈摘编）

　　摘录文献：

　　李传斌.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J].安徽史学,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