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安徽自然灾害极其频繁，有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破坏性较大的灾害。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在政府救济不能完全解决灾荒问题的情况下，官府往往提倡民间自救。近代安徽民间社会救济既有农村自发的自救与互助，也有民间组织的赈济，如华洋义赈会、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团体、安徽灾区筹赈会等开展的救灾活动，这些灾荒救助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危机。

　　一、 民仓自救

　　除了设置社仓、义仓外，近代安徽各州县还建立了多种具有储粮备荒功能的民仓，如，尽心堂义仓、积善堂义仓等等。安庆府属社仓储谷额为39900 石，其中怀宁、桐城县均为8000 石；潜山、太湖、宿松3 县均为6300 石；望江县5000 石。其中潜山、太湖2县民仓办得较好。例如潜山县社仓建于1737 年（乾隆二年），以东南西北社仓均设有正仓和副仓著称。至民国年间，分8个区设仓，城内积谷仓设于城隍庙，贮谷1400 石；二区积谷仓设于红士凸，积谷190 石，另设于横夹洲，积谷150 石；三区积谷仓设于老岭头，贮谷388 石；四区积谷仓设于古井庵，贮谷380石；五区积谷仓设于关帝庙，贮谷215 石；六区积谷仓设于腾云庙，贮谷150 石；七区积谷仓设于黄蘖河，贮谷87石。在官仓制度日渐衰微的近代社会，这些在农民身边自建自管的民仓，对维系灾民生命和缓解农村危机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社区互助

　　近代安徽合肥地区有大量义庄和义田，多为地主捐田捐资入族或全族认股醵金生息以购置的族田。据《庐州府志》记载，合肥有李氏义庄、刘氏义庄、周氏义庄等。李氏义庄是李鸿章、李瀚章、李蕴章等兄弟捐田租1300 石，于同治年间为族人购置的；刘氏义庄，为同治年间湖北候补道刘东堂捐资兴建；周氏义庄为湖南提督周盛传捐置。庐江县有章氏义庄、吴氏义庄等。章氏义庄为道光年间湖北武昌道章廷梁兄弟置义田3300 亩建造；吴氏义庄为光绪年间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捐资建造。

　　除了捐置或捐资共购义田、义庄外，绅士还捐款赈济。如1889 年（光绪十五年），寿州水旱各灾，绅士带头捐款，还积极募捐，如戴宗骞捐湘平银2000两，又劝清革绥营捐湘平银1000两；龙殿杨捐湘平银200两，又劝膺洋蚨800元。近代安徽的绅士们还将救济的对象由本省延伸到外省。光绪初年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特大旱荒——“丁戊奇荒”。受旱严重的山西、河南省，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入寿州、阜阳、亳州等地。这三州县官绅积极筹款，开展粥赈。寿州官绅士民共筹捐制钱155006890 文，自1877年12 月27 日至1878 年9 月4 日，设立饭厂多处，救济晋豫灾民6985 人。阜阳县乡村各镇遍设粥厂，救济灾民。

　　三、民间组织的赈济

　　华洋义赈会在安徽进行救灾活动，成就了安徽农村合作事业。1931 年特大水灾后，南京国民政府分配给安徽1.18 万短吨赈麦，委托华洋义赈会全权办理。华洋义赈会受托之后，贷给农民赈款，借给农民赈粮，以上述赈麦变换的款项为本金，在安徽兴办互助社与合作社。自1932年10月始，华洋义赈会陆续将互助社改组成合作社。截止1933年4月底，由互助社演变而来的合作社达690 个，社员19082 人，这大大推动了安徽乃至全国合作事业的发展。王烈伟评价道：“我国各地办理赈务者，若能依照安徽救灾之先例，着手进行，则全国之合作事业，或能因赈款之运用得法，而日臻发达也。”

　　为了救灾，安徽全省各地建立民间赈灾团体，或旅居外地的安徽籍人士组建各类救灾组织。1913 年，安徽旅居汉口绅商筹设安徽义赈会。1916 年，安徽旅京士绅设立皖北水灾筹赈公所。1921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设立安徽华洋义赈会。同年，在各地设立的赈灾组织还有上海安徽义赈会、上海皖北义赈会、北京安徽水灾协会。1934 年，上海各界成立各省旱灾义赈会，设立安徽办事处。是年，安徽知名人士许世英、柏文蔚等组成安徽省灾区筹赈会。其中救灾成效较大的应推安徽灾区筹赈会。

　　中国佛教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宗教团体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同时也举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1931 年江淮大水后，中国佛教会大声疾呼，呼吁社会各界迅速行动起来，拯救灾民，并亲自筹款筹物。1931 年大水灾后，中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派经验丰富的罗炳生协助南京国民政府救灾水灾委员会开展救灾，并积极向国内外积极筹款，共募集赈款126790.14 元，其中来自国外的捐款有78396.22 元，源自国内包括在华的西方人士的捐款有48393.92 元。

　　近代安徽广大农村和各种民间组织努力开展救灾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官府救灾不力而出现的灾荒危机。近代安徽民间社会将救灾与防灾相结合，伴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国社会的灾荒救助活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摘编文献：

　　汪志国《自救与赈济：近代安徽民间社会对灾荒的救助》，《中国农史》，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