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作为沈阳地区重镇的奉天在民间慈善事业方面不仅突破传统慈善救济的范畴，还逐步朝着近代公益慈善的新方向发展。

　　一、奉天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与繁盛

　　（一）兴起

　　奉天的慈善事业始于光绪七年，奉天知府徐本衡和总兵左宝贵创设惜字局、牛痘局等局。至十五年，左宝贵复禀请设栖流所，用以收养老弱废疾贫民。光绪二十二年，将军依克唐阿认为省城所设的慈善机构漫无约束，应将从前所设的同善牛痘、惜字局、粥厂、栖流所及其他慈善机构统归一处名曰同善堂，作为奉天救助行政的总机关，隶属于盛京将军衙门，为省城最大的官方慈善机构。从此，奉天的社会救济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初，同善堂又添设了施医院，每月由军署拨银二百两及收取商租一千三四百钱作为经费。光绪三十一年，将军赵尔巽筹常年款三万两开设四关粥厂散给贫民。三十二年，开设了男女小学堂招生两班。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奉天行省官制设立救助行政的职掌，将之划归于民政司，并制定了一定的规章制度。

　　清末奉天主要的官办慈善机构有4处，即奉天同善堂、大连宏济善堂、营口同善堂及辽阳西关孤贫院。在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的年代，社会救济的责任就落在了民间慈善人士的身上。但在清末，奉天民间慈善举措大多局限于个人的善举，救济内容仍局限于施药、施医、施粮、义地等传统的救济行为。

　　（二）繁盛

　　进入民国以来，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流民、贫民的大量出现，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救济已成为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然而政府由于财力支绌，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近代慈善观念的传入及民间资本的发展，慈善事业向着更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1931年前，奉天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众多民间慈善团体的产生以及一些宗教性团体的积极参与。在这些慈善机关中，仅有19个是民国以前设立的（其中还包括外国教会创设的慈善机构），约54%的慈善机关设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到1931年止，辽宁省境内各县市共有慈善机关132个，这些慈善机关按其性质可分为六类：⑴单纯的救济：指金钱和衣食的供给，如赈济会、残废院、栖流所、施粥厂等；⑵贫民生计辅助：指教会贫民生产技能使其能够独立谋生，如贫民借本处、贫民工厂等；⑶妇女、儿童救济：如济良所、全节堂、婴堂、私生救产所等；⑷贫民疾病救济：如施医院或收取低廉诊费之诊所、疗养院等；⑸知识及身体的救济：如残育院、孤儿院、天足会、感化院等；⑹死亡者之安置：如义园、义冢、施材所、抬埋会等。其中，以死亡安置之救济及单纯的救济机关居多，约占60%，而具有近代性质的新式慈善机构，即关乎人们生计，辅助人们生存，提高人们智识的救济机关如贫民工厂、学校、书报社等只占小的比例。

　　在为数众多的慈善机关中，由民间创办或是资本完全由民间担负的约有68个，其余的慈善机关为官办或是由外国的天主教会、基督教会所创办。

　　而民间慈善活动大多局限于养老助丧、施衣舍药、赈灾济贫、矜孤恤嫠等传统的慈善救济行为，但其中的一些慈善机构在运作方式以及管理模式上都已经摆脱传统束缚，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当时的社会救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万国红十字会，它是一种国际性救护、救济团体，最初是从事战时救护，后来逐渐转变为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慈善组织。

　　此外，一些宗教性团体亦纷纷兴办慈善事业，积极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如奉天孔教会、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奉天道德研究会、万国道德会奉天省总分会、奉天佛教居士林等。其中一些慈善机构的活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救济范围，逐步向近代慈善的方向发展，如创办学校、设立阅报馆、宣传禁毒等。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奉天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慈善团体，民间慈善活动逐步朝组织化、规模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民国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奉天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二、慈善机构的经费来源

　　民国时期，奉天民间慈善事业能够迅速发展与慈善经费来源的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捐款

　　社会捐款是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包括一些公司、商会的捐资，也包括社会名流、政府官员、普通民众的个人捐献。慈善机关“其经费多系官绅捐助，或商民各界劝募而来”，另据据《东北年鉴》（1931）统计，（辽宁省）各慈善机构的经费约有52%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助，如辽宁省城的养老院、残废院、贫儿学校；盖平县的救济院；辑安县的中国慈善分会；通辽县的道院施粥厂等，这些慈善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向社会的募集捐款。

　　此外，一些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张作霖、张学良、吴俊升、郭松龄、韩淑秀、于凤至等人亦纷纷解囊相助，捐资捐物，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活动中去。至于普通民众的个人捐献，更是不胜枚举。当然，普通民众的捐额往往比较微小，形式也大多是施衣舍药、施粥施粮等小额捐助，但集腋成裘。此外，更有一些热心教育的仁人志士大力兴学，创办学校，使贫家子弟有了求学的机会。

　　会员会费

　　慈善团体的大量产生是民国时期奉天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慈善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与其经费的筹措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除了社会捐款外，会员会费也是慈善经费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一般慈善团体都根据捐款的多少将会员分为若干等次，如一般会员、创办会员、名誉会员、特别会员等。如中国红十字会，根据会员对会务的功绩和纳会费、捐款的多少分为名誉会员、特别会员和正会员三种。“名誉会员，是精勤劳瘁有功于会务及有声望者和独捐洋1000元以上，募捐洋5000元以上，经常议会讨论决定推举为名誉会员；特别会员，会员勤劳会务一年以上，或独捐洋200元以上，募捐洋1000元以上者，经常议会讨论决定推举为特别会员；入会时缴纳会费25元以上者为正会员。”为增加常捐收入，各慈善团体经常的做法是广泛征集会员，如中国红十字会奉天分会先后发展会员千余人。

　　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其他的一些慈善团体如万国道德会奉天总分会，世界慈善联合会奉天分会，热、奉、吉、黑四省慈善总会，辽西慈善联合会等，其经费除了依靠社会募集捐款外，会员的入会费和捐募也占一定的比例。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自然也是慈善团体及机构获取经费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法律规定，慈善团体办理成绩卓著者，由政府给予补助，这就为慈善团体获得政府资助提供了法律依据。据《东北年鉴》（1931）记载，全省境内132个慈善机关，其中由政府资助或半由政府资助的约有31个，其款项主要由四厘船捐、清洁费、肥料费、马车捐及斗捐、烟赌罚金、官车马费、海关税收项下支出，并由省财政局、市政筹备处和地方拨款辅助。

　　总体而言，1912-1931年奉天民间慈善事业的经费来源是比较广泛，其中社会捐款是最主要的善款来源。在捐款中，自发的、临时性的特捐占主要地位，工商企业和商业者是捐款的主体，大部分慈善机构主要依赖捐款。公款拨助大多为象征性的资助，其拨款经费的绝对数额在慈善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受益面也很小。由于慈善团体兴办慈善事业种类繁多，除少数团体收支相当和略有盈余外，多数团体入不敷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慈善机构的救济内容及其方式

　　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慈善观念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组织的积极引导，民间慈善救济内容逐步朝多样化发展。虽然传统的济贫助困、赈灾救荒等慈善救济活动仍占主要地位，但是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慈善机构及救助活动也大量产生。

　　（一）医疗救济

　　从奉天各县的县志可知，传统慈善救济活动中的施药、施医等医疗救济比较常见，但这类活动大多局限于民间善士的个人善举，慈善医疗尚未形成专门机构。

　　奉天的慈善医疗机构发端于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小型诊所，以及一些教会为了布道的需要而创设的为贫苦民众减免费治病的医疗所，如清光绪十年由英国教会创办的盛京施医院，光绪二十八年由丹国教会在安东创办的丹国医院，光绪三十年由新民基督教会创办的普爱医院等。这些医疗机构不仅向受助者施舍医药，而且还提供免费治疗。受西方慈善医疗机构的影响，民国时期奉天民间也将慈善医疗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产生了一些慈善医疗机构，到1931年止，奉天境内共有48个贫民疾病救济机构，其中民国时期建立的有35个，民间创办的有24个。

　　（二）生活救济

　　饥民灾民之慈善救济是慈善救济最普遍的方式。其救济内容主要是金钱、衣食、居住之供给，死亡之安置，如赈济会、残废院、栖流所、施粥厂及施放棉衣会、掩埋会等。这类慈善救济模式，多为暂时性救济。其经费专门由绅商负责拨款赞助，实施饥民与灾民救助，如营口施粥厂、洮南县施粥厂、安东县平民工艺厂、安东施医院等。

　　民国以来由于奉天灾荒相连，红十字会即开展施粥、施衣、施棺、掩尸、资遣等活动。以施粥为例，每年临届寒冬，红十字会于各处设立粥厂，“于旧历十月初一开办，领粥者于十月初一日至十月初十日之间前往报名，以派员调查是否为真正之贫民。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为调查期，并规定粥厂则十二条。”在分施棉衣之前也派专门人员分赴省市各地方实际调查贫户才发放救济。

　　（三）教育救济

　　民国以来，“养教并重”、“救贫于亡然，不如防贫于未然”的慈善思想逐步蔓延开来，政府也认为“地方团体的慈善事业应注重一般社会教育，使贫民能够掌有一技之长，具有维持生存的能力”。一些学者也大力宣扬民生主义，号召各慈善团体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对民众之根本救济。在这种思想的积极引导下，民国以来奉天民间慈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大多数的慈善文化教育机构都为官府所创办，如一些贫儿学校、贫民教养工厂、平民工艺厂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奉天同善堂下设的教养工厂，其教养对象不仅为普通之贫民，还包括无业之游民，“教以浅近工艺,分缝纫、洗濯、纺棉、鞋底四科……一年毕业期满出厂，自谋生计”。此外，同善堂还在辽阳、铁岭、丹东等地设立了一些分厂，对于提高人们之智识，辅助人们之生计起了巨大作用。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地方也纷纷创设了一些文化教育、辅助贫民生计的慈善机构。虽然此时民间文化教育及辅助生计的慈善事业发展还十分有限，但是它使得一些贫儿无力就学的孩子有了求学的机会，也使得一些贫民、游民有了一技之长，获得了生存的本领。

　　1931年前奉天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众多民间慈善团体的产生以及一些宗教性团体的积极参与，奉天同善堂、万国红十字会、奉天孔教会、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奉天道德研究会、万国道德会奉天省总分会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慈善机构。其社会救济内容除保留了传统的救济方式外，开始更多地侧重于生存技能和偏重社会风俗改良的慈善救济。对于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经济发展和改良社会风气均起到一定作用。

　　摘录文献：

　　焦润明,孟健.论民国年间奉天的民间慈善救助[J].东北史地,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