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难民骤增，国民党军队西撤，政府无暇顾及，难民救济任务异常繁重，在这时各社会团体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成为救助难民的主力军。1937年8月5日，华洋义赈会邀请各慈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应邀出席的善团有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华洋义赈会等六个团体，共计代表十一人，经过商议，决定为适应时势的需要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共谋救济工作，以达到群策群力的效果。”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召开成立大会，下设七个工作组，分别承担各项工作。七个工作组分别为总务组、救济组、经济组、人事组、教育组、工艺组、设计组，每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到两名。同时，上海国际救济会还设立了六所难民收容所，对在沪难民进行安置、救助和管理。

　　沪战爆发后，日军烧杀抢掠，大批民众失去家园沦为难民，时刻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上海国际救济会便派员抢救难民。战区战火纷飞，流弹四窜，稍不注意就会丧生在日机的炮弹之下，营救工作实乃一项巨大的挑战。国军西撤之后，南市难民也基本由该会营救。随后该会先后成立了六所规模较大的难民收容所，主持收容遣散难民总计不下二十万。”救济了如此庞大的群体，对于上海国际救济会这样一个民间救济机构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国际救济会首先从虹口、太仓、嘉定、宝山等地区营救出数以千计的难民，分别安插在各收容所中。然后对收容难民的数量、性别、年龄、来源地以及职业等进行统计和比较，为妥善安置难民，筹划和安排难民救济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收容所中，定时定量给予难民热饭、热菜和热水，维持温饱。在冬天，派发棉被和棉衣御寒。此外，该会还设有多处医药室、诊所、难民医院和隔离医院，对患病难民进行诊治和隔离。除了对该会所属的收容所的难民进行食物供给外，上海国际救济会还对街头的流浪难民提供一些食物，在十一、十二、和一、二这四个月中，派出施饭车，每天晚上按时驾车巡回于两租借各处，向流浪者施赠食物。

　　上海国际救济会一方面给予难民食物和衣被，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对难民的作息和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难民们白天生产或做工，晚上休息，既可以免于炮火的袭击，同时也避免难民沦为盗贼，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此外，上海国际救济会鉴于难民教育的重要性，在行政上特别设立了教育股，成立了难童教养院，对流落街头走上行乞和偷盗道路的儿童进行收养和教化，引导儿童走上正途。

　　上海国际救济会还开办难民工场，发展各种难民工艺，如刺绣、编藤、织手套、袜子、纸花等等。这些制成品作为商品出售到市场上去，有的甚至出售到国外，增强了难民的生存能力，同数以百计的慈善团体一起，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维持难民的温饱和健康之外，上海国际救济会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难民活动。每个收容所定期都举行卫生清洁大赛，提高难民的自我清洁意识。在圣诞节之际开展难童耶稣圣诞会，使各难民收容所的难童能够欢聚一堂、共度圣诞。该会还设立了“老年人之家”，老人们在此交谈、栽花种竹或者从事一些轻松的生产工作，赚取零用钱等。

　　从1937年8月该所成立到1938年8月的一年中，由于各界热心人士慨解仁囊，上海国际救济会募得的现金和物品折成国币共有九十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元。其巨额捐款，大多为团体会员所捐赠，如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难民救济分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佛教会等。个人方面的巨额捐款有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各捐国币一万元。除此之外，还有按月进行的捐助捐户等等。

　　随着战局的稳定，上海经济开始复苏，原有的收容所纷纷被业主收回，上海国际救济会的救济任务也告一段落，于是在1940年6月1日正式宣告结束。上海国际救济会从成立到办理结束，共运转了两年零八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缓解了人民痛苦，维护了社会稳定，而且促进了地区经济恢复，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

　　摘编文献：

　　丁倩《上海国际救济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