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是创办上海近代特殊教育的先导，沪地又是近代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重镇，其中，上海盲童学校堪称特殊教育界的典范。1920年代前后，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的开展。特殊教育出现转型，由西人兴办渐次转变为国人自办，宗教因素也日益淡化。

　　开端

　　有西人称中国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设立于上海，说1845年，“圣公会”人士曾在上海为40位盲人建立了工作间。盲人在其中学习编织绳索、草鞋、门帘等，制成后出售。中外差会机构和慈善人士续有赠款。但该机构实为盲人收容所，基本没有教育的内容，特别是文字教育的内容，故还不能算是中国盲教育的开始。另，1855年，天主教士设育婴堂于上海横塘，1869年迁徐家汇天主堂。在收养的孤儿中有聋儿，法国嬷嬷对他们教以口语。后几经流变，到1893年，拯亡会总长派遣玛赛尔姆姆来上海创办聋哑学校，据称是上海“聋哑学校历史最悠久者”，实则影响有限，其中的残疾孤女，也往往终身留在圣母院内工作。后美国教士梅理士夫妇有感于此，而于烟台东山创中国最早的正规聋哑学校——启喑学馆一区。

　　来华基督教会曾于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在上海召开三次代表大会，而对特殊教育较有力的推动是第三次。其对中国的特殊教育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与会代表普遍认同特殊教育的重要性。代表们指出，经过良好训练的残疾基督徒在布道中的言辞将更有感召力。与会者还设想在中国的残疾人中培养若干“学者型”的人物，使其成为教师和领袖。盲文统一也引起注意，中国各地方言众多，因此，“应该更深切更全面地来探讨怎样更好地来发展一种适用全中国的盲文”，并“希望在近期就会有一些适用于全中国盲人的读物印刷出版”。大会还考虑在“盲聋哑福利委员会”之外另行成立一个长期的委员会来专事推进盲人教育。

　　典范

　　1912年开办的上海盲童学校堪称沪地首间比较正规的特殊学校，将古代范式的单纯残疾收养演进为近代范式的残障教育，从成立之日起即成中国特教领域的典范。创办人为英国圣公会士傅兰雅，傅氏1861年来到中国后便倾力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还著有《教育瞽人理论法》。但其创校，却是在离华之后。1896年，傅兰雅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担任教授，但为中国残疾人创办学校是其夙愿，便预命其子学习盲童教育。其子傅步兰，后成中国特殊教育界掌旗型的人物，曾言：“家君约翰傅兰雅博士，甚有声于中国。诸君当亦熟闻之。居恒深思默察，而知中国固有求助于外人以兴办盲童学校之必要，乃于三年前特捐巨款，以其子金为经费，创设一盲童模范学校。”

　　学校于1912年11月成立，租赁北四川路民居作临时校舍，开学典礼上，包括英美等国驻沪总领事等众多名流出席，甚至为推广声誉，特将孙中山先生、王博士宠惠、魏君荻先、陈博士锦涛加入董事之列。学堂初立，“局促一隅，狭隘已甚，至不合宜，全校房舍仅足供盲童十五人之用。顾就学者已达二十二人，而列名备取者犹有数人焉”，遂放弃旧址，迁校忆定盘路，后再迁虹桥路，并于1931年12月完工。

　　该校以办学正规著称，“其定格固甚严也”。课程概分五类：“曰文学，曰音乐，曰体育。曰工艺，曰家政。”关于文学类，即残疾弥补类教学，是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主要学科。方式靠摸读，辅以听读，摸读材料是点字课本或图书，“有硬片纸地图及图画模型，另用白洋纸照型印出，分给学生，其制甚巧。英文月报、中国古文，亦有凸字符以便诵读”；写作方法是“先生读中文数句，闻声即以刺字之针，于置定之铜柱内作点，迅速非常。续令他生读之，稍行抚摸，即冲口而出，且颇的确”。

　　关于音乐类，“盲童眼不得见，然耳能听，于眼的残疾而用耳来补偿，于声音世界陶冶盲童心性性情外，或许将来还是其谋生的手段。盲童在音乐世界中进步颇速也是意料中事，因为据研究，每每在身体一器官有缺陷时，其他器官因突出训练便会相应特别发达”。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因材施教，一般的音乐课是学习演唱75首赞美诗歌，对10至15岁的学生则教以乐器。分级施教的效果是“学生进步神速”。学校还经常面向社会举办音乐会。

　　关于体育类，区别于中国传统教育，教会学校率先将体育课导入中国，增强受教育者运动的一面，又强其体魄。校方还联系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指导给予协助。项目有体操、舞蹈、中国拳术以及跳高、赛跑等，另外还有户外游戏与散步。

　　关于工艺类，校方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作为职业训练，以便一技在身将来谋求生计和服务社会，学校的宗旨便是培养学生成为“独立、可敬之公民”；二是能力训练，把手工课作为训练残童使用手指的方法，以手代目。该校设多种手工科目，如木工、钉板、剪纸、编草、织物等。其中强项是藤制家具和篮筐制作，制品繁多，花式翻新，产品甚至远销欧美。学校也利用各种场合来宣传。

　　关于家政类，主要是养成学生自理能力。傅步兰提出“训练与教授并重，学生退班时与上班之时，予以同等之注意”的教学原则。在起居教学中，注重训练盲童的日常生活技能。同时养成盲童清洁、服从、判断、守时、礼貌等文明习惯。校方订有作息表，晨钟暮鼓，严格遵行。

　　学校还致力于盲文中文化的改进与普及。在1920年差会大会上，傅步兰等就强烈要求统一盲汉字分类标准，会议最后同意采用“标准罗马字母注音法”，将汉字按“官话”的发音分类。1925年，学校有了一台铅版印刷机，专设印刷部，印制盲文教科书等。学校的藏书中心除向本校师生开放，还向社会上的盲人读者流通。中心藏有美英等国捐赠的书刊，并可以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借阅盲文图书。学校还印行定期盲文刊物《礼拜周刊》和《灯塔》。

　　特教师资也引起校方关注。期望“相当之师资亦不虞缺乏，当能度宏规而大起”，试图成为中国的特教师范校。1929年，创办师资培训班，不局限残疾人，还扩展到正常人。该校还较早从事对中国残疾人口数量和特殊学校数据进行统计的工作，尤其是傅步兰。1914年，傅氏通报：是时在中国的7个省区设有盲校12所，就读生500-600名，另有400多名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上海盲童学校的学生也有幸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受高等教育者，如盲生王湘元，毕业后入上海东吴大学，后转国立音乐学院专研提琴和乐理，1942年在菲律宾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盲人；吴国彪，八岁入校，1936年升入圣约翰大学，1940年毕业后留学纽约盲校，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教育学并获硕士学位。

　　因办学效果彰显，上海盲童学校被公认为“成绩最优良者”。傅步兰也登上上海中国大学的讲台，讲授“对中国盲聋哑人的教育关怀”，还编写了《中国盲聋哑学校指南》。因创办盲校成功，加上报恩之心未尽，1926年，傅氏父子又创办傅兰雅聋哑学校，当年9月开学，1928年，更名上海福哑学校，“校务尚称发达，基础亦甚稳固，盖经济充裕，有以致之”。

　　转型

　　五四前后的思想主流渐次从“崇西”向“非西”发展，教育开始成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外话语中的一个基本核心，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寻求自卫的工具。在民众浩大的声浪下，政府多次颁布法令，对教会学校进行限制。中国特殊教育的格局呈现转型，外国教会人员不再兴办特教机构，国人逐步替代西人成为经办主体，在沪地，中国人自办的特殊学校纷纷成立。

　　上海最早由国人兴办的特殊学校是由外地迁入，即1913年创建的“杭州哑童学校”，后因创办人去世，学校面临危机，特别是资金匮乏，1921年10月，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长俞宗周毅然决定承办，并筹措款项。又得实业家聂云台的太夫人捐地10亩，遂决定将校迁到上海，改称“惠爱聋哑学校”，1922年完成搬迁。

　　更多的国人兴办的特殊学校是在上海本地诞生。形成规模者有：“群学会聋哑学校”，1920年4月创办于中华路小南门，由社会团体“群学会”附设，创校初衷是基于民族情绪，痛感当时上海缺乏华人设办的特殊教育机构，“当时在华人方面，仅属创始，市教育局每月补助百元以示鼓励”；“上海聋哑学校”，创设于1933年，校址设老西门肇嘉路曹家街63号，校董事会由一批知名度颇高的社会名流组成，如张寿镛、陈鹤琴、吴泽霖、陈立廷、刘鸿生、盛苹臣等；“中华聋哑协会附设聋哑学校”，成立于1937年，学校用手势语教学，不用手指语“手切”，该聋校及分校的在校生很快发展到上百名，成为抗战期间沦陷区内学生人数最多的聋校；“哑青学校”，1938年成立，校址在延安东路浦东大厦，该校特点之一是在高年级开设广告图案课，培养残疾生的一技之长；“光震聋哑学校”，1942年成立，由聋人李定清等创办，借用复兴中路清化小学两间教室办学，1942年后在南京中路冠宇中学等处办学；此外还有上海伤残儿童学校等。

　　上海是特教转型的典型地区，国人的接棒特别成功，除学校外，还出现了若干社团。其中较重要的有中华聋哑协会，1937年8月在沪宣告成立，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受聘名誉理事长，青年聋人何玉麟当选首任理事长，是中国残疾人自我设立的最早的全国性社团，以“联络同病感情，增进盲哑福利”为宗旨。总会设上海，又在南京、北平、重庆、杭州、镇江等地设分会，会员多达两千多人。学会曾编印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综合性聋人读物——《聋哑青年》，还发行会刊《暗铎》。并附设聋哑学校，组织“美术致用社”及“哑协篮球队”等。1939年曾主办“第一届全国聋哑艺术展览会”。“抗战军兴，政府内迁，会员也大部分西移”，又成立重庆通讯处，从事聋哑者生活状况调查，救济失业失学聋哑人，组织工读队，还在重庆、江北等地设义诊所，“凡聋哑病人，均可凭证免费就诊，该处并派专人从事翻译照料工作”。

　　享有盛名的上海盲童学校也完成了转型，1952年6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易名上海市盲童学校。

　　摘编文献：

　　郭卫东.基督教会与近代上海的特殊教育[J].社会科学,201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