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上海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在公共卫生宣传和时疫救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不仅推动了政府卫生管理的改良，激发了市民的公共意识，增进了都市的健康，且民间组织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制政策所难以企及的优势。但其存在的经费不足和组织不稳定等缺陷限制了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宣传活动

　　20世纪前半期，大量上海民间社团积极参与到公共卫生的宣传之中，独立开展卫生演讲、办刊、各类卫生运动等宣传活动。

　　当时，由于卫生演讲少受设备、场地之限，易推广，故多为社团卫生宣传所采行，而演讲的内容通常为时疫的预防或救治，特别是每逢时疫临近之际，为预防起见，多种社团自愿组织各种演讲活动。如1916年鼠疫爆发，上海中华卫生教育会积极开展讲究个人卫生、公共卫生及防止鼠疫等传染病的传播和感染的演讲活动。1922年夏，中国卫生会与淞沪警察厅商议防御时疫方法，函请三音大学等团体共同组织防疫演讲团举行防疫演讲。1924年5月，卫生教育会召集数十团体，讨论公众卫生，决定每年5月4-11日为卫生星期，号召各界有识之士用文字、演讲等方式发动群众杀蚊虫、灭苍蝇、注意饮食和环境卫生。

　　部分社团为更好地促成宣传效果，将民间卫生宣讲逐步常规化、制度化。如上海医学研究所在公共卫生宣讲上曾专门成立固定的卫生宣讲所，向社会公开颁布简章，规定每逢周一、四、日，面向社会义务宣讲公共卫生知识。讲师均系名誉职，不取薪水。听讲者不需缴费，无论国籍，只要稍通文义，有介绍人介绍，均可领取听讲券，凭券入座。

　　上海民间组织在公共卫生宣传上的另一特色即借助上海丰富的媒体资源进行文字宣传。20世纪前半期上海各医药卫生社团纷纷创办有关公共卫生研究及普及性刊物。如中华医学会，成立专事联络和宣传的公共卫生组，并在其发行的杂志上特辟公共卫生事项专栏。上海市医师公会成立专事文字宣传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发表有关公共卫生的文章。中华麻疯救济会除出版《麻疯季刊》外，还将《麻疯病的病象诊断和治疗》等麻疯病治疗著作专印成书，向社会广为分送。《申报》等上海知名报刊上也常载上海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宣传卫生防疫的文章。

　　此外，除参加政府当局有组织的卫生运动，20世纪前半期上海活跃的民间组织还自发组织了一系列卫生运动。如1921年方斜路童子军联合会干事会首次发起上海民间清洁卫生运动，并得到南市区童子军、中华职业学校、浦东中学等诸多团体的响应。1923-1931年，上海青年会先后与沪西公社等社会团体举办五次大型的清洁卫生运动。每次持续三四天不等，以图片展览、电影等方式宣传卫生知识，并免费注射霍乱、伤寒预防针，接种牛痘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防痨协会在上海发起劝止吐痰运动，组织防痨演讲，放映《痨病自述》等卫生影片，并分学生日、工友日、商民日、团体日进行防痨宣传和劝阻随地吐痰。各学校、工会、市商会等团体纷纷投入其间，“尽力而行，影响极为远大。”

　　施医救治

　　施医给药一向为慈善组织的主要活动和基本功能，近代上海众多的慈善组织参与到了时疫的救治和公共卫生的建设之中。以红十字会为例，除参与战地救护外，亦在上海兴建时疫医院，为平民百姓施诊送药，且每有瘟疫发生，从未中断时疫医院的开设。除开设固定的医院、诊所之外，红十字会在上海还积极成立巡回医疗队，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免费为市民注射防疫针，接种牛痘。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特设“医诊社”，专为中产以下者服务。免费为市民检查身体、注射防疫针及减免医药费等，且常派医护人员义务上门服务。此外，集义善会虹口时疫医院、中华麻疯救济会麻疯医院等数家民间慈善医院均积极投入到时疫救治之中。

　　时疫救治亦是众多互益性团体进行社会服务的形式之一，以同业公会为代表。每逢时疫爆发，企业的慈善捐款很多都是通过同业公会来征集。部分实力雄厚的同业公会还成立专门的时疫医院。好比1934年新药业同业公会添办急救时疫医院，为贫病施诊给药，不收诊金，且送药品，得到了业内各药房的广泛支持，如济华药房、大陆药房等众多药房、药号经销洋行药品的佣金，一律捐助急救时疫医院。1940年，上海市制药业、新药业同业公会联合创设第二急救时疫医院。此外，上海市乳品业同业公会在时疫流行时，加强了对乳品饮料的质量特别监督和规范。熟水店同业公会常发布紧急通告，特别敦促同业出售之水必须煮沸。若搀井水或不熟之水出售，公会代向主管当局申请吊销营业执照，并公开严厉处罚。

　　除法定社团外，部分民众自愿结成的非正式互益性团体亦积极投入到时疫的救治之中。其中，上海市银联业业余联谊会和益友社尤甚。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原是一个提倡正当娱乐、改良业余生活的银钱业群众性团体，在时疫期间，发动会员捐款，采购药品，举办业内大规模的防疫针免费注射，且积极参与防痨运动等卫生运动中。益友社原是抗战时期一个以店员为主体的群众业余联谊团体，其早期工作重心也在提倡正当娱乐，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开展福利事业。社内设立诊疗室，为社友举办健康检查。暑期与上海市药剂生联谊会等联合举办夏令卫生展览会，组织许多药房和药厂设摊义卖花露水、痱子粉、人丹等夏令药品。夏初时节还自发组织防疫运动，对职工十人以上的单位，实行上门服务，对人数少而行业集中的地段实行挨店挨户的防疫注射。

　　尽管各民间组织的能力不一，发挥成效各有差异，但客观上弥补了政府时疫救治的不足，共同推进了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建设。

　　影响与局限

　　与政府强制性公共卫生政策宣传相比，民间社团充分发挥群众智慧，注重宣传方式，力求语言通俗，语气诚挚，形式活泼多样，富有感染力；与政府组织的时疫救治相区别，民间组织的时疫救治体现出较强的自愿性，服务态度积极。

　　民间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善行也对政府卫生政策的制订、公共卫生的规划等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1930年代为增进公共卫生，上海医师公会专门向政府卫生当局提出设立验尸所的合理建议为政府当局采纳。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医界社团对此积极呼吁，发挥了监督促进作用。

　　就局限而言，与众多慈善组织类似，20世纪前半期上海民间组织也出现了经费不足的窘况。尤其是社会时疫救治过程中，各种社团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费等问题的困扰，相较政府所办的医院、诊所，其经费来源缺乏稳定性。如在社团公共卫生宣传上有突出表现的中华防痨协会，在时疫救治上力量极其有限，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受困于经费，该会绝大多数收入是依赖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可社会的捐款时有变化，入不敷出的情形显而易见。

　　综上，民间组织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为与效力可见一斑。但不少民间组织受困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促使诸多的公益服务临时性，无法常规化，束缚了其社会服务功能的更大发挥。

　　摘录文献：

　　彭善民.20世纪前半期上海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民间组织作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 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