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度高度发达，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宋代统治者极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支持寒门子弟入仕。这使得更多的士子投身于科举之中。但是，对于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科举备考费用、赴京盘缠、在京生活费用都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宋代的书院、经馆、私塾等私学充分发展。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课社和义约这两种民间互助形式产生了。

　　一、 课会

　　课会，也称为课社、文社、书会等，是科举士子为共同学习和提高科考技艺而自发结成的组织。课会主要的活动有三种。其一，相互切磋考试技艺。李流谦作诗记载了一个课会的日常活动：“朝窗暮几不停缀，宝玉牵连斗奇富。论如过秦有古意，赋拟两都多杰句。朝来次第出示我，两耳卓槊惊咸护。华歆便可置龙头，牧之岂肯居第五？我骇虚弦痛方定，未暇相从执旗鼓。”其二，通过模拟考试提高考生学力。如温州的江南书社，“于其徒相厉以学，责难劝义，定为期会，程式稽考，有稍惰游有罚”。其三，有的会社为了提高学习效率，采用分工的方式。如嘉泰元年（1201年）起居舍人章良能言：“近岁有司专尚《春秋》??《春秋》虽有三传，士子临时结社，相与分记，况其巨题绝少，易于牢笼。” 这些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与共同砥砺的学习环境，士子们在会社中既提高了考试技艺，又在精神方面得到了勉励。

　　课会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士子共同延师任教，接近于私塾的性质，如福建三山普遍存在的“书社”。另一类是成员以平等的身份联合组成，属于比较典型的结社，如徐鹿卿等17人结成的青云课社。

　　“社”的本义是土地神，后衍伸为供奉土地神庙的组织，这种祭祀型的“社”是各类会社的源头。为了祈祷成员科考成功，宋代一些科举会社也保持着祭祀的传统。比如黄斡组织的栗山书社就有专门的祭祀仪式。一般是八月发解试前夕，书社士子联合祭祀，祈祷折桂凯旋。

　　二、义约

　　义约最初产生于南宋，是理学家谢谔在江西创设的。《衡州府图经志》云：“贡士有义约，自良斋先生谢谬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遥，士人之预计偕尤艰于聚粮。绍熙年中，邦人廖谦乃取清江之成约行之，进士徐经实其事。自是累举不废，愿与约者益众，士之贫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阳、常宁各县有之。”义约为贫困士子进京赶考提供了经济保障，也给士子带来了切实的帮助和莫大的精神鼓舞。

　　宋人义约以江西、浙江最为盛行，而浙江、江西也是当时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义约分为同乡义约、异地合约、分科义约、合科义约、宗族义约等多种形式。同乡义约是以县来划分，冠以县名，如高安义约、新昌义约等。这种义约每人均出五百金，依照汪洙《神童诗》，将总资金分成10个部分使用。在同乡义约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异地合约的形式。如豫章的三洲义约，由其下属的南昌、新建、丰城三个邻县联合组成。还有依照科举科目来组织的分科义约，如瑞州有词赋义约。姚勉在《词赋义约序》中写道：“国初殿廷惟用赋，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吾瑞先达竹溪雷公（孝友），亦以赋魁南宫位枢府，由是以声律鸣者愈众，摇锋词场赋为盛??是年，赋四人皆在约。明年，予侥幸偕约中人擢第，掌籍而试别头者亦第。赋四而第者三焉，亦可为盛矣。”（《词赋义约序》）。此序写于淳祐十二年（1252），作者姚勉于次年（1253）以词赋擢廷对第一。由此看来，义约对士人的学业也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义约的规模通常在数百人左右，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几千人，其大小规模主要取决于人数，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实力。一些大家族人多财广，具备建立义约的条件。瑞州的陈氏、邹氏、蔡氏都建立了属于自己宗族的义约。义约通常采取所有成员集资的方式，以供成员参加科考所需的各项费用支出，尤其是供那些通过发解试的士子进京赶考的盘缠之用。义约的名称一般取意科举夺魁，如“梯云义约”、“龙头义约”、“青云约”、“魁星约”等。义约有成员共同商定的规约，又叫“规式”，制订成册，又叫“义约簿”或“义约籍”。明清时期也存在义约，但主要指生活上的经济支助，其在科举方面的功能已被文社所替代。

　　科举中的课会和义约都是宋代科举制度发展的产物，在科举发达地区逐渐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形式。这些会社为广大士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免除了经济的后顾之忧，培养了大量社会人才，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摘编文献：

　　周扬波《宋代科举会社》，《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阳达《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