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范仲淹于仁宗皇佑二年（1050 年）在吴县设立范氏义庄，是为义庄之始，也是苏州义庄之始。元、明之际在各地虽有义庄零星出现，但并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及至清代，其发展渐至高峰。义庄多分布于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府核心区域的吴县、元和县、长洲县一带（现苏州市区），清中后期其义庄的发展堪称首屈一指。传统的义庄并未在清末民初的世事变幻中逐渐湮灭，反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十分引人注目。

　　据学者范金民的统计，截至明末，苏州大体上只有宋代设立的4 个义庄和明代设立的8 个义庄。而整个清代苏州地区就出现了185 个义庄，其中有128 个建立于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 年）以后（年代不详的义庄并未统计在内），占总数的70.8%左右。作为其最核心区域的吴县、元和县和长洲县（现苏州市区）建立的义庄，据统计共有58 个，建于道光二十年之后的有42 个，约占72.4%。也就是说苏州义庄开始广泛建立和发展是在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从整体看苏州义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一个断层，在跨越了此断层之后苏州义庄的发展才真正达于顶点。

　　这个发展的断层起于1860 年6 月2 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克苏州，并建立了以苏州为主体的苏福省。这直接对苏州旧有义庄造成了破坏，畏于兵祸苏州士绅大量外逃避难也使得义庄的经营陷于停顿。在《同治苏州府志》中有明确记载毁于咸丰十年兵燹的义庄有7 个，占苏州旧有义庄的30%左右，被毁义庄的所在地几乎全部集中于苏州城内。没有明确记载受到兵事影响的苏州义庄，也不能排除其受损重建的可能。苏州常熟县的赵氏义庄在“兵燹后，移建义庄于报慈里”，整个重建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最初赵价人（赵仲简父）“光绪丁丑季（1877 年），将家塾改造享堂……是年冬工竣，嘱庄司晋三叔宗瑜董其事。”赵价人死后，赵次侯（赵仲简叔父）“于庚子年（1900 年）续造庄之正厅、两厢，未及竣工而殁。”之后赵仲简两弟早亡，他“恐人事之变迁，惧先业未竟，于是函嘱司正晋三叔督工续行，缮完厅厢先叔父之未竟工者。又造大门五楹，照墙当街。庄场门窗户楹，彩绘油漆，一律完备。实至光绪三十四年戌申冬（1908 年），而庄宇告成矣。”前后大约经历了31 年时间。其重建之艰难，从侧面反应出了兵燹对苏州义庄的负面影响。当然被毁的义庄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够得到重建和恢复的。被毁的7 个义庄中就有2 个毁而未建。

　　和上文中赵氏义庄的经历类似，多数义庄的重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往往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甚至是更长久的积累。恢复最早的，是著名的范氏义庄重建于同治九年（1870 年），共经历了6 年时间，而最晚重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徐氏子荫义庄则耗费了整整43 年的时间。重建的早晚，和过去家族的积累及义庄的规模等因素有关（当然不排除在重建筹划期中义庄仍然在履行其赡族活动），不过透过它亦可以看出咸丰十年兵燹深刻打击了苏州义庄的发展，也造成了清中后期苏州义庄发展10 年左右的断层期。

　　经历了10 年左右的发展断层期之后，从同治九年（1870 年）开始一直到宣统元年（1909 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义庄在苏州建立。有的年份比如同治十二年（1873 年），同一年就新建了4 个义庄。可以说这是清中后期苏州义庄发展的真正高峰时期。在此期间新建的苏州义庄，规模大抵都在500 亩以上。500 亩至1000 亩及1000 亩至2000 亩的共有30 个，占总数的85.7%左右。其中又以1000 亩以上2000 亩以下上者为多，为19 个。2000 亩以上的4 个，在500 亩以下的则为0 个。也就是说新建的苏州义庄规模均在千亩左右。

　　捐建新义庄者的身份，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功名头衔者，即官员8 人、候选官员8 人、生监2 人，占51.4%。另一类是无功名头衔的平民5 人（其中包括两名女性）和商人2 人，占20%。身份未详者占28.5%左右。官员因实力雄厚，建庄的规模最大，除彭氏义庄规模未详外，7 个均在1000 亩以上，其中3 个超过了2000 亩。生监刚入仕途财力有限，在清中后期生活多清贫，故此在建庄规模上远不及官员，甚至不及平民、商人所捐。能够建庄的平民和商人都是殷实人家，资产颇丰。捐置候选官员者实际上大多来源于他们，比如资政大夫候选光禄寺署正王师晋、安徽候补知府张茂镛都是商人出身，张氏松荫义庄张荫楷虽无功名却出身于长洲望族。他们之间建庄规模存在差距，小至500余亩者为务农积累所得，大至千亩以上者则多为经商者所建。如将这些人结合起来，则占到了42.8%。官员中亦不乏经商者，盛宣怀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与其素有交往的张履谦在任职户部山西司郎中时仍然经营典当行业。

　　可以看到官商结合的绅商阶层是建庄的主要群体，加上无头衔的平民商人在1864 年后不断加入建庄队伍，他们这些以保产固家、力图恢复苏州基层社会秩序的活动可说是促成了苏州义庄在清中后期形成新建高潮。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些新建的义庄开始陆续进入平稳运行时期。但苏州的建庄活动并未因此停止，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始终不绝。

　　江南传统义庄尤其是苏州义庄，其本身的存在价值和在日新月异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特殊发展趋向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不过学界对于江南义庄（主要集中于苏南地区）的关注，最初都不是从关注义庄本身出发的，长久以来江南义庄研究始终依附于江南宗族研究与慈善研究之下，这和义庄的性质有关。

　　学术界对于江南义庄尤其是苏州义庄的研究，不论从整体还是个案的角度几乎都集中讨论了义庄的性质、规模、作用、发展阶段及其原因和特征、地理分布等方面。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各个时期的苏州义庄与土地、宗族、慈善之间的关系。由于苏州义庄留存资料有限，这些研究只能对苏州义庄之于家族、社会的意义在整体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尽管清中后期苏州义庄数量激增记录也相对较多，但对义庄日常经营与管理的实际情况，即义庄如何实现义庄规条中的各项活动，过去的研究成果都无法给予全面的展现。缺乏对义庄日常运作的全面了解，在探讨苏州义庄与苏州近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时难免局限于现有的研究范畴而无法更进一步。苏州义庄不可能孤立于苏州社会而存在，义庄在日常经营与管理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参与当时的社会生活，而这种参与未必仅仅是单一的慈善活动。

　　摘编文献：

　　陆晓雯《留园义庄与苏州近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