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大江横陈，南有群山环绕的镇江古城凭借险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来往南北的行人也一直以渡江为苦。昔时的江面远比现在开阔，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樯倾楫摧屡见不鲜。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命曾国藩编练“湘军”，李鸿章编练“淮军”。太平天国被绞杀后，湘军、淮军被裁撤，一些无家可归的散兵游勇流落镇江成了“船民”。这些“船民”表面上从事小船营生，实际上却是江上盗匪。南来北往的客商搭乘此类小舢板，往往遭洗劫一空，人则扔进大江，葬身鱼腹。“居民夜间闻呼救声，即出瞭视，但见烟水迷茫，波涛万顷而已。当道严缉，无从觅迹，商贩视为畏途而又不能裹足也，虽患之无如何”。

　　深感于渡江的险恶，清同治年间，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人魏寿昌召集同乡魏铭、严宗延等五人商量，决定共同出资建造大型帆船，载渡瓜洲和镇江之间的旅客。1872年4月，大船十只建成，分泊于南岸镇江、北岸瓜洲、七濠口。每天按时对开，免费渡客，取名“义渡船”，由“瓜镇义渡局”负责此项工作，总局设在西津渡，瓜洲、七濠口设分局。起初，为了维持长年运作，发起人报请地方官府劝谕镇江商界的洋货、洋药、洋行、杂货、钱铺五个行业公会认捐轮办，每个行业公会轮值一月，由业董负责管理局务。五月一轮，收支款项按轮值造册报销。五业顺利认捐后，义渡的经费仍有透支，后经地方官府转上级宫府批准，在江北仪征十二圩的盐业抽取“盐厘”，七濠口抽取“米厘”。

　　义渡船正式开渡于1872年，结束于1950年，前后将近80年。这样的慈善行为一直没有中断，这个奇迹主要归功于义渡局稳定的经费来源。同治十二年(1873)，五业公会公推于百川总管义渡局事务。于百川瓜洲人，同治初年移居镇江经商，为人干练，长于经营。据地方志记载：他“知识过人，以商业起家，好施乐善不倦，老而弥笃”。主持义渡局事务后，恰逢各方捐款来源丰裕，他用余款陆续添置恒产，购买了镇江、扬州两地房产14处，镇江、江都两县沿江的连成洲芦滩280余亩，永济洲芦滩2800余亩，济善洲芦滩8200余亩。这些芦滩大部分陆续招佃垦成熟田，其常年租金成为义渡局的固定经费。自1879至1883的五年中，报经地方官府批准，在镇江下游大港、三江营、荷花池、天福州等地添设义渡船，前后共有渡船20艘，常年往来于大江南北，免费济渡民众。

　　镇江义渡船前后坚持80年，除了经费有保障，严格规范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考虑到使用率，义渡船建造设计时体积较大，在建造过程中钉、油、麻、蓬、篙、桨、舵、绳索、锚链、木料等都挑选上等材料，因此船体特别坚牢。而舵工、水手又挑选勤慎干练、富有经验的人，管理方面也有以下严格的规章制度：

　　1．严格规定行驶时间。每日黎明开渡，上灯止渡。一年中只有农历腊月二十一日至除夕准许夜间开航。为了切实为老百姓服务，平时如有疾病需要请医生、送诊，以及产妇临产雇唤产婆等特殊情况，经特别申请，值班人员查实同意，虽止渡后也可以开渡专送。其惠民程度让人赞叹。

　　2．限载人数。为保证行船的安全与及时，各班载客以20人为限，最多不超过30人。如不足20人，每到一小时也即行开船，保证了南北码头船只来往的准时。

　　3．兼顾救生。平时载客行驶途中，在不妨碍本船安全的情况下，遇有他船失事，要顺道救援，如果救起遇险人员则有奖赏。

　　4．不借用、不应差。义渡船专船专用，对南来北往的官商永不借用。衙门、军队，概不应差。这一点特别报请镇江、扬州官府出示明喻。

　　瓜洲义渡局人员精简，用人较少，待遇不高，集中体现了慈善团体精简节约的原则。即使是商业五业推任的义渡局局董，虽长期为义渡局服务，也不支取任何薪水。义渡船开渡近80年，其中1872年至1937年间的66年不收渡费，给内困外扰的旧中国穷苦民众带来极大的便利。

　　摘编文献：

　　龚君、魏志文：《瓜州义渡局始末》，《档案建设》，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