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为确保边疆安宁，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和“随军贸易”等政策，陕西商帮抓住机遇，趁势而起，成为“天下第一商帮”。经商致富后的陕西商人，在“富而好施”的思想支配下，开展大量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扶贫济困、赈灾救荒，在中国商界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明清陕西商人的慈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赈灾救荒

　　明清时期的陕西，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很不安定。在官府赈灾远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有社会正义感和善良之心的商人，常常会慷慨解囊，输粟捐银，赈济灾荒。如三原友槐公“座之前亦出数百金，分散三党之戚”；师庄南“以百麦输泾阳，以糈百二十石输三原，又输谷种数十石，输缮城二百金，缮河桥二百金”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渭南富户信义焦家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到官府亲睐”。渭南阳郭姜家，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耕牛1000头。陕西韩城党家乐于捐施，一次给韩城县捐粮1000万石，赈救灾荒。富平商人李家捐义仓粮粟千石，救济穷黎，成为当地知名的乡绅。在陕甘回民起义中，陕西兵荒马乱二十余载，“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兵刀，半死疫疠，通省既然”陕西商人在“本籍被灾”“家产当然”的情况下，为解救家乡亲属父老，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回民困凤翔，各商捐输，仅郑素范“家素丰??凤郡围包，独捐银3000万两城守始备”。渭南各富户亦多有输捐，阳郭镇姜家“捐银二万七千两”?，西方曲里的焦家“多忠勇公西征，倡议助饷五千金，以八千金筑村堡”。远在甘肃庄浪业粮肆的渭南人权允清“以所积粟2000石如数助饷”。这些不间断的商人自发赈济灾荒活动，救助民众于水火之中，表现了陕西商人的善良之心。

　　2、乐善好施

　　传统社会，商人一般是十几岁离家经商，60来岁告老还乡，只身在外漂泊40、50年。为了在其外出经商期间家人和妻儿老小能得到乡邻里党的守望相助，发财归家的商人常常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公益活动，以结缘乡党，和谐邻里。这是传统商业经营模式对商人提出的要求。如三原师庄南“以百麦输泾阳，以糈百二十石输三原，又输谷种数十石，输缮城二百金，缮河桥二百金”。渭南西塬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的铁链上还锈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陕西商人负维新“万历壬辰葺邑城廓，癸已建石梁捐助几二百金”；富平李月峰“捐赀辇石”重葺县北石桥，乡党皆碑。三原商贾捐资筑城中龙桥更传为古今佳话。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三原“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盐商后裔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继之厥绩而成”。其中负维新捐近“二百金”，师从政捐“二百金”。宝鸡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陕西商人这些惠及故乡的善举，被传为佳话，在明清中国商界留下了很好的口碑，《两淮盐法志》对此曾有总结性说明，该志编者按曰“两淮商人籍隶陕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

　　3、义举自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小商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财产、性命无安全保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成为商人们对缺乏社会保障的无奈叹息。面对这种不利的社会条件，商人们只好以乡缘关系为纽带，抱团自救，设会馆为自己的经贸活动提供后援保证，为自己铺陈自我保障。对此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记》有充分说明，“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瘗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柩，并取费资以展时祀”。在我们检索到的全国各地山陕会馆资料中，有福地、瘗所、义园文字记载的会馆有22所。

　　这些福地、义园、瘗所使得“安旅故，襄义举”成为会馆的基本职能，各地会馆设立的瘗所义地“除供死者棺梓暂厝之所，更为病人养疴之所和供岁时游嘱之所”，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的活动提供了养病、疗伤、停柩、厝葬等有组织的慈善保障，使同籍商人免去异乡飘零的后顾之忧，成为他们流离异地的生命归宿和安全之岛。为此，会馆对瘗所、福地、义园的投资不遗余力，建设规模并不比会馆本身小。广东佛山山陕会馆在西边头置有福地一处，同治年间又于近地更置义庄，日“江右别墅”。这所别墅有正厅、楼房、观音堂、花圃亭榭及左右侧室，其规模和构件与会馆并不逊色。会馆还设立义园、福地，强化了同籍商人的乡情联系，表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生命的终极关系。流寓异地的商人，思亲和乡愁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暗影。会馆设义园、瘗所为同籍商人提供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这种会馆义地将封建社会的血缘亲族关怀发展为同籍乡缘关怀，提高了安全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包含着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瘗所义地之设，又表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使商人无暴露之虑，获得魂归故土，落叶归根的慰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同籍商人的团结。

　　4、周朋恤友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慈善活动的救济对象不仅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族、宗族成员，以地域为基础的同乡，以业缘为基础的同行，而且涉及到经营地的乡民。在四川成都经商的陕西商人很注重社会公益事业。陕商董修福“游食四川??修桥、铺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四川江油县雁门场清水河，施渡船只，船敞又置浮桥，今犹赖之。”陕商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阴使人每人予之金。”陕商马居正“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在无归者??捐钱千金修梓潼桥。”陕商李忠义“赴蜀，值蜀时疫大作，即于绵城门施药。”户县南瑞卿在康定办“德泰合”茶庄，见同村一孤儿无靠，意欲逃亡，便将其认为义子，送人德泰合学徒，还为其在家乡娶妻置房。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卒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抚之如已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立业，传为陕西商界的佳话。清朝末年，四川匪乱，板桥常家的“义兴珍”伙计将店内银子分散携带，各自逃走。数月后自动齐聚常家老宅，献上银两。东家说：“兵荒马乱之际，你们用银渡日吧!”。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得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日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这些都书写了中国商业经营史上的人际佳话。

　　明清商人们的慈善义举并不是商人们良知的自我发现，而是社会长期教化培育、生活制度制约和商人自我修致的结果。

　　摘编文献：

　　李刚、曹向阳：《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民间慈善活动及现实启迪》，《西部学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