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义学”，即明代史籍中时常提到的“乡馆”与“家塾”，或称“乡学”，又称“义塾”，属于私人兴办的小学。明初立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套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纷纷创立，这就是国子监与地方府、州、县儒学。此外，城市的坊厢以及乡村的里甲，还建有社学。明代中期以后，社学败坏不堪，除了各级地方长官特意恢复的部分社学之外，官方社学基本上被民间义学与义塾所取代。一些地方官与乡绅遵循儒家教化原则，创设义学，以改变乡村社会的道德风貌。同时，科场失意的儒生增多，他们处馆度日，为义学的创设准备了师资条件。明代各地崇师重学的风气尚存，自行延师训蒙之事并不罕见。如福建兴化府，地狭人贫，当地人只好以读书为业。所以，“每岁上元后，即筮吉延师，以训子弟”。在福宁州“每岁上元后即延师以教子弟，至八月终，解馆。”等等。

　　明代义学主要有三种：

　　1、地方官出资兴办，招收辖治内的贫困童蒙。如南阳府的“镇平义学”由知县刘勋创设。他没收军民告争的田地，“量为起科，收录社学，以延教读，以训童蒙。”这所义学“不限贫富，听其来学”。这类义学由各级地方官私自创设，虽经费仍由官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宫办性质，但已与社学有所不同。

　　2、由乡绅创办，以供本家族内子弟就学，有时也适当招收族外贫困子弟。浙江黄岩，本地处士张国仁设义塾、立义田，专门吸收乡里子弟“力不能就学”者，“延师教之”。如果衣食缺乏，就给以义田所入，使子弟能安心学习。吴江县蒲灯，本地人姚芳考虑到乡间没有讲学的场所，“因即所居之近，古塘之西，创学舍一区，中为堂，翼以两厢，敞以外门，而库庚府福与夫器用之需，周不具完。延士之贤者以主师席，凡乡间子弟自童蒙以上，悉听来学，而免其束修”。此外，姚氏还自出私田80亩，收入作为义塾的经费，又鉴于生徒过河之难，又造桥一座。

　　3、由科场失意的儒生创设。他们出榜开馆招生，觅取馆谷和束修，以维持生计，这一类学校称“乡学”或“乡馆”。名士处馆的现象也并不罕见，如状元钱福，罢官家居后被江阴徐氏聘至家塾。不久，徐氏二子就中了举人。明末有名的学者黄淳耀也于崇祯十四年(1641)馆于文坛宗主钱谦益家，钱氏“待以殊礼”。义学或乡学塾师的馆谷或由有力者独自承担，或设学田，以学田收入支付，或由有力者为“纠首”，参加者共同分摊。塾师的馆谷数也因其名望、身份的不同而有厚薄之分。

　　义学或乡学的大量崛起，使贫穷人家的子弟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改变明代乡村的教育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福建兴化、泉州，乡里延师兴学的风气极盛，因而当地科甲最多，每次乡试，兴化、泉州“占通省之半”。

　　摘编文献：

　　陈宝良《明代的义学与乡学》，《史学月刊》199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