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浙地区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土壤，号称“无货不居”的徽商在浙江经营行业涵盖面非常之广，如盐、粮、布、茶、木、典、药、丝、颜料业等等，而徽商也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反哺于这片侨寓之地，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流传着“无徽不成镇”之谚语，徽商对江浙地区的慈善事业也有很多贡献。

　　明清时期，善堂善会分布于全国各地，以江南地区最为集中。徽商在各类善堂的开办中，以育婴堂投入的精力最大，资金最多。育婴堂的出现是为了消除社会上严重的溺婴现象。江浙地区是育婴机构非常集中的地区，拥有占全国比例32．2%的育婴机构。以苏州育婴堂为例，根据唐甄在《潜书》中的记载，育婴堂登记在案的乳母有30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为300文。以此计算，仅雇乳母一年的工资大概就需要千两左右。此外，还有医疗费、服装费、修缮费、行政费等等，这就是育婴堂的庞大开支。江南的育婴堂的分布都主要集中在盐业中心与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盐商及其他各行业商人担负着包括育婴堂在内善堂的庞大开支。

　　“鳏寡孤独”政策是历代王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杭州恤嫠集正式成立于嘉庆二年(1797)年。杭州府和嘉兴府经常把善会称为集。恤嫠集的营运资金几乎全部来自盐商。盐商以年度经营的盐量为基础自发捐赠。各盐商在自己控制的盐引中以每引银四厘的比例捐助恤嫠集。嘉庆三年(1798)，徽商汪问云集合众盐商，“增捐二厘为岁暮匀分外给”。嘉庆十八年(1813)年春，汪问云“复偕四所同人，请加四厘，共输一分”。

　　徽商云集的杭州善堂数量非常之多。众多功能各异的善堂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善堂的联合体“杭州善举联合体”。杭州城分布各行业的徽商以各商业行会为组织对“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善举事业贡献颇多。杭州善举联合体大致由下列善堂组成：普济堂、清节堂、育婴堂、义塾、义仓、洗心所、怡安堂、栖流所、卸灾所、放生池、报本堂、给米所、同善堂、掩埋局、惜字会、穗遗集、借钱局、慎修堂、医药局、材局、报验所、永知稼堂、浚湖局、丐厂。以徽商为构成主体的盐业商人的行业捐助是善举联合会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除盐业外，徽商占有人数优势的米业、典业等行业的捐助也是善举联合体资金来源的重要部分。在对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善举事业的支持中，徽商群体中杰出人物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杭州城著名的徽商胡光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胡光墉是徽州绩溪人，定居杭州，是杭州著名胡庆余堂药铺的创办者，是著名的“红项商人”。胡光墉除了以经营的行业参与行业捐助的方式支持杭州善举事业以外，还以个人的身份向杭州各善堂捐助数额不菲的善款，并还一度担任善举总董。

　　徽商在侨寓之地以会馆为载体开展的慈善活动。徽商也在杭州设立了徽商会馆——新安惟善堂提供商帮内部的慈善救助。新安惟善堂在丧葬救助这一方面构建得比较的完善，包括停厝、施棺、安葬等措施，也比较规范化与一体化。新安惟善堂最核心与主要的功能是为江浙各郡邑徽人欲运送回乡的棺木提供停厝，暂厝。凡是停厝在所的棺木，都要查明死者的姓名、籍贯、住址，还要再登记棺木到所的时间，把这些信息全部表明附在棺木之上，“予限一年，听其后嗣随时领回，载归故土以全孝思”。惟善堂正式成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到咸丰十年(1860)间，其经营费用主要是来自徽商们个人的捐助。

　　明清时期的中国，灾荒频仍。徽商作为两淮、两浙盐商的中坚力量、作为活跃于江浙商界的执牛耳者，同样在救灾工作中，在辅以自己服贾营生积累的物力，踊跃的投入到江浙地区抗灾赈灾的工作中来。徽商参与江浙其他地区的水利建设，如清代浙皖交界的德兴地区，有一堤坝，“自前明倾圯”以来一直未得到修葺，当地居民长期遭受水患，苦不堪言。婺源人俞俊锦经商于此，见百姓不堪水患滋扰，便召集当地士绅合议修筑堤坝一事，但众人“皆以费巨辞”。

　　明清时期，徽商群体参与江浙地区民间慈善事业的建设，持续时间漫长，覆盖空间广阔，体现出了一种客居商人在侨寓之地薪火相传的慈善精神。

　　摘编文献：

　　洪千芷《明清时期徽商在江浙地区的慈善活动》，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