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东地区天灾人祸灾难深重，据统计，1920年到1930年的11年间，水灾、旱灾、兵匪不断，地方军阀张宗昌、褚玉璞与刘珍年连年战争。早在19世纪下半期烟台地区就有外国来华传教士组织大规模集中赈灾，还长期开办育婴堂、孤儿院、聋哑学校、麻风病院等。近代烟台商贸繁盛、思想开放，极具活力的商人阶层形成并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烟台总商会就参与了警务、司法和其他市政。

　　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于1922年成立，烟台红卍字会也于1926年5月10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烟台红卍字会就组建了4个部门：孤儿院筹备处(即后来的恤养院)、平粜局、施诊所、育德小学。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后来的恤养院。1930年2月，烟台红卍字会公推王盛开、褚文郁前往北平、天津、济南各地参观学习。返烟后，他们将烟台红卍字会孤儿院改为恤养院，并扩大了救助范围：“贫苦之孤儿，失养之婴儿，贞节无告之嫠妇，均应在分别恤养之列”。同时，恤产局并入恤养院。至此恤养院救恤范围扩大为孤儿、婴儿、嫠妇、产妇四部。恤养院院址系董事刘云程别墅，简单修葺后于1930年6月开始试办。1932年春，烟台红卍字会将残废院并入恤养院，又增加了残废、老羸两部，救助范围增至六部。恤养院原只收男孤，1933年春开始也收女孤。同年4月，恤养院设置了机织、缝纫、皮鞋等简单手工业，聘请技师教授15岁以上孤儿。1936年春，孤儿数额持续增长，经过一系列的归并调整，恤养院共有“地十四亩余，房二百十余间。”

　　1938年春，日军占据烟台，富商大贾纷纷外逃，以褚文郁为首的恤养院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恤养院将成年孤儿留下开办工厂，并派他们外出学习技术。几年间，烟台恤养院拥有多家工厂，自主营销谋取经费。为解决食粮问题，恤养院还在附近农村购买闲散土地办起农场。1945年，恤养院又接兑了当地的“义通银号”。依靠工厂、农场、银行等多种业务，烟台恤养院得以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中维持运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起，烟台恤养院又在严峻形势下勉力维持。1954年，烟台恤养院及其各项产业移交给烟台市政府。

　　烟台恤养院下设董事会、院长、副院长、总务部、教养部。恤养院引入极具活力而又富有民主气息的董事制，实行权责分明、处事灵活的科层制，突破了传统善会、善堂封建家长式的管理运营模式，克服了政府慈善救济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同时责任由上而下层层落实并得到强化，是近代新型的民间慈善救助组织。

　　烟台恤养院的经费来源多样：

　　第一，烟台红卍字会的拨款。民国前期，烟台商贸繁盛，烟台红卍字会为其提供了充裕的经费来源。

　　第二，募捐收入。日本全面侵华以前，烟台恤养院曾三赴外地募捐。第一次，烟台恤养院试办伊始，院长王树慈协同董事王承宴、陈槎济、季盛研等人奔走上海、滨江等地募集基金；烟台本埠由澹台玉田以及恤养院各董事筹募；第二次在1934年9月，董事杜德芬因公事前往上海，同时为恤养院募集资金。第三次，1935年王承宴、褚文郁辗转大连、上海共募得“洋一万千余元”。

　　第三，个人捐助。为了鼓励捐助，保证充裕的基金，烟台恤养院规定：“凡输助本院基金，独捐二千元以上者，征为特别董事；干元以上者，征为名誉董事；五百元以下者，征为赞助董事”。至1936年6月，据不完全统计，恤养院有特别董事12名，名誉董事37名，赞助董事52名；女性特别董事4人，名誉董事4人，赞助董事17人。”由此可以推断，董事捐输基金数额当不少于84100元。

　　第四，实业自立。1932年，恤养院曾购买织洋袜机六部，教授年长儿童手工艺。1933年，又增设了机织、缝纫、皮鞋等项，1935年恤养院设立稍具规模之工厂，名为“烟台红卍字会恤养院孤儿工作所”，成立铜工部，专制各种铜丝铁片，并在报纸上刊等广告。日军占据烟台后，为解决经费难题，恤养院先后成立了手工工厂、农场和果园近10处，自主创业谋求利润。

　　民国时期的烟台红卍字恤养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慈善救助活动，不仅救助了大批胶东地区的社会弱势群体，也成为中国近代民间慈善救助事业的典范。

　　摘编文献：

　　李光伟《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慈善救助事业之典范——世界红卍字会烟台分会恤养院的历史考察》，《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