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
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采取“华洋分制”的政策,华人聚居区政府投入少、人员素质低、医疗卫生设施匮乏,华人劳工生活环境恶劣。19世纪中期后,华商阶层在香港崛起,他们自发组织团体管理治安、扶贫济弱、协调社会事务,逐渐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东华医院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由华商领导的具有代表性的慈善机构。
东华医院最早可追溯至太平山街的“广福义祠”。为了安奉在港去世、无人供奉的华人牌位,1851年初14名行业代表和商人向港府陈情在太平山区筹建义祠。义祠建成后,管理不善,经营状况恶化。而港府对贫病华人疏于管理,没有公众殓房。因此,在广福义祠内不仅存放死者棺木,而且聚集了大量贫病无依者、临危垂死者。病人与死者同处一室,污秽不堪,对公共卫生带来严重威胁。1869年,署理总登记官李思达巡视广福义祠。香港的西报和英国媒体对广福义祠大肆报道,引起了极大轰动。面对舆论压力,港英政府才决定拟建一家中医院。至1870年初,华人已自筹经费47000元,港府捐助115000元。1872年,作为港英政府推动下华商集资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慈善团体——东华医院正式启用。东华医院的历任总理几乎涵盖了港岛各行业的华人精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是华人社会中极具影响力的街坊领袖,也是成功的商人或买办。
东华医院既有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政策鼓励,又得到华商的经费保障。东华医院逐渐由医疗领域逐渐扩展至社会救助、公共服务甚至政治等诸多领域。华民政务司那鲁麟指出的: “东华三院不徙医治病人而已,凡贫民困难,靡不予以救济;未生者助其诞生;成童者则予以教育;漂泊无依者则供其栖宿;其殁者则助其殡殓。”
1、促进社会救助。开埠初期,香港人口性别比例极不均衡,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大公害。曾任东华医院总理的卢庚扬等四位华商向政府建议成立保良公局,协助“防范诱拐,保障妇孺”。1878年,保良局成立。香港政府却未提供地方和经费。保良局只能借用东华医院平安、福寿两楼,日常经费由东华医院、文武庙、街坊公所提供。而且保良局初期的组建、筹资发展皆由当时担任东华医院总理的华商领袖承办。
2、兴办义学。早期香港华人移民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社会地位低下,对教育也不够重视。华裔青少年或从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或人学1至2年后即被迫退学,外出打工。1877年,东华开始兴办义学,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免费教育。1880年第一所东华义学成立。此后,东华董事局不断根据需要增设义学。1920年,东华总理决议在中华书院及各义学学馆开设半夜学堂“以便各铺户后生等辈得以学习”。课程偏重职业的需要,这是东华创办成人教育夜校之先河。1931年,东华医院又在西营盘、湾仔、油麻地增设女义学,受惠的学子越来越广泛。
3、管理义庄。东华在开院之初已设有义庄,后来又接收了文武庙的牛房义庄。但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骨殖数量越来越多,牛房义庄停厝的灵柩及骸骨堆积如山。于是,东华医院寻求港府拨给在大口环1572地段兴建新义庄,并向海外华商组织募捐,成立了“东华义庄”。此后,由东华三院负责管理与运营的义庄或义山达19处之多。
4、组织赈灾。作为香港华人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东华医院自成立之初便重视救济灾民。1874年9月23日,香港突遭台风侵袭,人员伤亡惨重。东华医院获悉后立即派人赴离岛展开搜索,并将长洲、坪州、昂船洲、汲水门、交椅洲等地的399具遗骸安排下葬。1880年,当地再度发现遗留尸骸,东华仍代为收殓,合葬于港岛鸡笼环,并立碑纪念。除救助灾民外,东华还坚持收容生活困顿的华人移民。1910年,东华专门筹资兴建了一所可容留300余人的“栖留所”。
5、管理宗教场所。早期来港的华人重视传统宗教活动,他们多集中在庙宇和集会附近活动,以维护宗教信仰和方便管理华人公共事务。从1872年东华医院接管上环广福义祠开始,东华医院先后接管了上环文武庙、湾仔洪圣庙、油麻地天后庙、旺角水月庙、大角咀洪圣庙、啬色园黄大仙庙及慈云山观音佛堂。
此外,东华还兴建九龙广华医院、湾仔东华东院,还不断增建义学。东华医院的影响力不断扩展至整个华人社区,慈善项目越来越多。1877年,山西旱灾,清政府号召潮籍商人捐款赈灾。东华成立不久就积极投人筹款,共募得50万两白银,光绪帝还亲赐御笔牌匾嘉奖。1920年,华北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爆发旱灾,灾情之严重仅次于“丁戊奇荒”。东华主席李荣光收到内地机构劝捐赈济的请求后,立即在总理会议上提出“各总理以救宜从速”,并把赈灾余款2亿多元(港元)汇往赈灾等等。
东华医院超越了文武庙等庙宇、街坊活动中心的传统组织,打破了聚居地域局限,影响空间由本地到内地再到海外。东华医院在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摘编文献:
孙智雯、陈伟明《香港华商慈善组织的形成及其功能与空间扩展(1840-1940)——以东华三院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