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县古名西昌县，地处赣江中游吉泰盆地，经济发达，早在魏晋时代就是江南的粮食主产区，这里的百姓生活相对富裕。

　　一、罗韬和匡山书院

　　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泰和人罗韬创办匡山书院，供读书和住宿，有学田供书院开支费用，这是泰和私家书院之开创者。罗韬，字洞晦，家有田产，有为官的知识和经验。五代十国时期，国家政局分裂，罗韬被南唐聘为端明殿学士，不久急流勇退，请病归乡，在家建书院聚徒讲学。后唐明宗下敕书赐匾予以表扬：“故凡闾巷之书声，实振国家之治体。前端明殿学士罗韬积学渊源，莅官清谨。……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善，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可无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题。”在官学废坏，社会教育衰微的背景下，罗韬自觉创办书院教学，开一代教育民风，对泰和地区的文化事业有着长远影响。

　　宋朝实施兴学政策之后，士大夫开始讲学活动，泰和民众办书院的积极性更高。全县共计8 所书院中，县城的龙洲书院属官办，其余7 所均为私家办，即匡山书院、文溪书院、柳溪书院、云津书院、林山书院、南熏书院、石冈书院。民间相信以农耕支持读书，求官位保护家族。参与科举考试的士人众多。因此，“科举义约”首创于泰和地区。

　　二、科举义约

　　泰和县科举义约，即社会集资助考义举，开始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 年)。周有德《南宫义举记》详细记载了资助会试的举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冉棠《重修泰和县志》摘要记述周有德之记文并补写了绍熙三年之后的情况。

　　科举义约的目的——资助赴考旅费。以往各地考生到京师赴考所需的路费是举子自己承担，而巨额路费是儒士的沉重负担，“道里远者以数千计，裹粮资费，贫则未免资人介则必至鬻产，因仍积年，无有宽其忧者”。为赴考而借债、卖家产导致长年忧患的也不在少数，这违背了科举的本意。

　　科举义约的操作方法——众人自愿集资。“义举之约，以千人为率；每人日出一文，约三岁，得钱一千有奇”，“率乡里同志为义举，计日集钱，积之三岁，以侑其行，士得不困”。壬子科提名者10 人，当时“集钱得四十四万八千有奇，析而送之”。每家日出一文，付出还算轻微，对乡里不会构成负担，但是一千人参与义举，三年就能积攒下百万余文。壬子年集得44.8 万余，按人分送，每人得4.4 万余，“士得不困”。负责承办集资的是道州司法严万全、乡先生周英彦、乡贡进士陈忱三人。

　　官府、民众都非常看重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认为给进京赴考之人以优厚礼遇，是重兴先秦的宾兴、两汉的县次续食传统风尚。故而县官出钱主持饯行典礼，乡里举办盛宴送行，开支由民众负担。“县官之劝驾既勤，乡里之饯举甚宠”也是维护朝廷权威，表示忠顺之举。

　　泰和地区的科举义约产生了积极影响，从科举人才数量上看，万历七年《泰和县志》卷七登录的进士、解试人名,北宋时期进士22 名，解试53 名；南宋时期进士95 名，解试439 名。进士人数增加4.3 倍，解试人数增加超过8.2 倍。泰和首创的义约被各地仿效。周有德对首创一事自豪地说：“况义举自吾邑始，今天下闻者类欲效之，夫岂无益。”可见义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三、贡士庄

　　泰和科举义约的方式是民间的“约”，属于初期集资模式。鄱阳、瑞州等地也有过效仿，但未广泛铺开。后来为了解决赴考费用，各地设置“贡士庄”，资金落实于田庄，管理归属州县学校，成为稳定性的经济来源。泰和县所在的吉州地区各县皆有贡士庄。至元二十年(1283 年)，元朝御史台文书中指称：“江南地面亡宋时，路县各有贡士庄钱粮，三年一番开选场，赍发中选儒人，作盘纒赴省殿试等用”。贡士庄制度是在“义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解决了助考资金的不稳定性，自费进京考试从此变为官费考试，这对文教事业的发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摘编文献：

　　许怀林《匡山书院与“南宫义举”的由来与价值》，《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