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阮元以徽派朴学著名，为一代文宗，然其慈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古代慈善史上也有相当重要之地位。阮元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是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和儒家仁学理论，乐善好施的优良家风则是其施政期间从事慈善活动的直接推动力。在“相人偶”的仁学理念和“行义好施”的家风熏染推动下，阮元为政期间关注民生、体恤民瘼，致力于赈灾济贫、保婴育婴、创设慈善公益机构，对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清代中期徽派朴学名家，被 “海内学者奉为山斗”。阮元不仅在治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其政绩也颇为显赫卓著，历仕乾、嘉、道三朝，著名的封疆大吏，被誉为“外吏”表率。关注民情、践行慈善是阮元为官时期的重要政举。在任期间，阮元关心人民疾苦，致力于赈灾济贫、保婴育婴的慈善活动，设立了一些公益慈善机构，推动了慈善事业和慈善文化的发展。

　　阮元的慈善活动

　　清代从乾隆后期开始，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社会机体呈现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嘉庆、道光年间，自然灾害频繁，更加剧了人 民 生 活 的 困苦。这一时期，阮元历官浙江、江西、湖广、两广等地，目睹了民众因自然灾害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影响而遭受的困苦潦倒，儒家民本仁学思想和扶贫济困的家风理念促使他开展了大量的慈善活动。总体来看，阮元一生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以义捐为主要方式、以缓解水灾破坏为目的而进行的水利疏通、河工治理。阮元在江西、浙江等地为官期间，多次通过义捐的慈善方式疏通水利，造福一方百姓。据洪焕 春统计，自嘉庆九年（１８０５）至道光五年（１８２５）的２０多年间，浙江一带连续遭受旱涝灾害，农田无收，百姓生命财产遭到极大的威胁。嘉庆五年（１８００），正值阮元出任浙江巡抚，当地又逢大水，灾情十分严峻，通过观察，阮元发现水道的壅塞是造成水灾的重要原因，尤其杭州的水利多年未加疏导，每遇大雨，城中便泛滥成灾，“君民多卧水中”。为了缓解洪水的破坏，嘉庆九年（１８０５），阮元组织当地的官员和商人捐资疏通水利，他自己首先捐出俸禄以作表率，官士商亦各出资。“自学士港、流福沟至三桥址，掘土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桥址北至满城，南过藩司、东行宫前之太平沟、金箔桥、通江桥、过军桥、庆丰关等处，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门首受湖水，轻轻泠泠入流福沟，过运司前……会涌金水门水入满营城，畅通无泛滥之苦。藩司前诸山水亦入太平沟畅流无阻。”在组织疏通河道的过程中，阮元十分注意爱惜民力，“每岁十一月浚治一次，毋减工，毋累民”。这样既缓解了水灾的影响，也不至过分耗费民力，彰显了他以民为本、体恤民情的仁政原则。

　　第二，赈灾济民是阮元为官期间又一项重要的慈善活动。阮元重视灾年时的赈粥、平粜举措，尤为注意防范并严惩灾粮的贪污现象，在处理与饥民、灾民相关的矛盾时，倾向于把利民放在首要的位置，同时善于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协调民众与政府的关系。《雷塘庵主弟子记》载，每值灾年，阮元必至受灾严重的地区亲自督查赈灾情况，“每岁赈贫民粥，凡四十日，以为例，日食粥者数千人”。他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以确保赈粥之举的顺利进行。在赈粥的过程中，阮元严格的监督灾粮的质量和数量，陈康祺称赞阮元设立的粥厂 “煮粥浓厚，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度。司事与饥民同食之，无一盎饐餲者，民情欢悦”。对于灾粮的发放，阮元更是 “不敢少吝悭”，尤其谨防贪污现象的发生。

　　第三，在任地建立慈善机构，尝试并开拓了一些全新的慈善领域。阮元在任地建立的慈善机构主要有浙江的普济堂和广州的恤嫠会，管理章程由其一手制定。这两个机构基本上都是通过筹资的方式运转，其中普济堂以官民合作的形式运作，将管理权交由地方绅士。

　　除了亲建专门的慈善机构，阮元还涉足了一些其它的慈善领域，如拯婴。清代溺婴陋俗 成风，各地均有，清政府自顺治起严厉禁止民间溺弃女婴，但在民间和官界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阮元抚浙期间，当地溺婴现象十分严重，“江右风俗多溺女，浙江而金华尤盛”，针对不良的社会风气，他制定了独特的拯婴之法，其弟子记载道：“先生知其事，首倡捐清俸若干两，俾编户有生女者，许父母携报郡学教授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为哺乳之资，乃令一月按籍稽查，如违，以父母故杀子孙律论，母不敢遽溺其女。”

　　综上言之，阮元的慈善活动在其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已带有近代社会活动的萌芽色彩。在阮元所处的时代，西方近代性因素已经片段化地传入中国，阮元也零碎地接触过一些西方近代化的元素，如他组织 “新 修 《广 东 通 志》时，中外交往更为密切。因此，阮元的慈善活动中具备了一些近代开明因素，如慈善组织的士绅化（社会化）管理、拯救女婴的新方法等等。但总体而言，阮元慈善活动的思想根源还是传统性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民本”政治思想的体现，慈善活动是儒家“相人偶”仁学、仁政理念与个体修养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是“乐善好施”良好家风的熏陶养成，其慈善义举是继承阮家祖先的 “志道”。正是基于此，阮元的慈善活动无论组织方式还是活动内容，都深烙着古代慈善事业特性和形式的印记，其慈善思想和实践在整体上遵循古代士大夫实现 “修齐治平”崇高政治理想的途径及附带事业，自发性远大于自觉性，政治性远大于社会性。

　　摘编文献：

　　王宁宁《民本与家风：阮元的慈善思想及其实践》，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月第19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