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善会的组织和管理

　　同善会的组织和管理千差万别，但亦存在一致性，即都以某种形式继承了高攀龙或陈龙正创始的原则。

　　同善会是以每年4次（即二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讲为重点展开活动的。会讲的组织者称之为“主会”。凡品行端正，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无论是否为官宦，经过会员的推荐都可以成为主会，轮流负责同善会的管理事务。同善会的会员则称为“善友”或“会友”。

　　在会讲日，会讲通常于上午10时开始，演讲一般使用俗语方言，以求通俗易懂，能够感动听众。高攀龙的《同善会讲语》和陈龙正的《同善会讲语》使用的就是通俗易懂的文体。

　　会讲之外的另一项主要事业——救济贫民一般按如下流程进行：首先，向同善会会友募集“会赍”，以充做事业经费。这既是会费，也是会讲的经费和救济贫民的事业费。它是由会友自愿地、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捐献的，绝非强迫一律的措施。《嘉善县纂修启祯条款》记载，崇祯五年（1632）第一次春季同善会，共募得会费70封，计银19两。“70封”表明当时的会员总数大约为70人，这样每人平均捐赠了2钱7分左右。崇祯十三年（1640）春季同善会募得会费459封，计银93两4钱1分。根据“封”的数字，可以推知崇祯十三年时会员总数增加到了459人左右。这些“会赍”由“主会”收集，其中三分之二用于救济贫民，三分之一用于施棺。

　　但救济对象绝非无差别、无限制的。同善会的事业之一是劝善的演讲。与此相似，贫民救济事业也是以劝善为目的的，所以有必要区分救济对象、甄别善恶。救济对象首先是贫穷又无依无靠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没有被收容进养济院、也没有行乞的贫老困苦者。至于普通的贫民，则由“主会”在会讲结束之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向他们做一些微薄的施舍。与此相反，对于无视伦理的人，如“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好闲以致赤贫者”，则非救济对象。同善会采用了救济对象由会员推荐的方法。会友们平时就注意救济对象是否具备上述的资格，并对救济对象进行调查。

　　“会赍”的支给结束后，主会有义务编辑出版捐赠者的姓名和救济对象的户数，以此作为会员们的报告。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一期（即三个月）的同善会的活动宣告结束。

　　以上根据《高子忠宪公同善会规例》以及陈龙正的《同善会式》，介绍了同善会的组织和运作方面的规定。太仓同善会在某些方面与此种规定略有不同，如每年举办两次会讲，会费不一定须在会讲当日交纳，施棺也没有作为同善会的中心事业。但是，太仓同善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上述规定惊人一致。这些方面包括:（一）同善会的经费和事业费来自会员的捐赠；（二）同善会采用了会员制，具体的运作由会员负责；（三）举办劝善的会讲；（四）会员在推荐救济对象时，除了贫穷以外，还要考虑伦理方面的资格问题；（五）救济对象在经过同善会会员的推荐之后，被登录在明簿之中。太仓同善会淡化了名士亲睦会的性质，使之更符合善会的性质。从后代来看，尽管也许会认为明末的同善会在机构方面没有分工，不够充实，但是，明末的同善会没有死守条文的规定，而是在实际中灵活运用。太仓同善会与无锡、嘉善同善会的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同善会运动的思想

　　同善会的“同善”可能源于《孟子·公孙丑上》的“善与人同”，即行善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大家的事业。在《孟子》的同一章中还将此句改为“与人为善”。同善会的名称表明它本身是一个集体行善的结社组织，也可以说“同善”这一名称最好地概括了以后出现的各种善会的性质。在此意义上，同善会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善会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后代谈到善会善堂的活动时，经常使用“善与人同”和“与人为善”。

　　虞城县同善会创始人杨东明在《曹县社仓序》中使用了“天地生生之心”和“心之生生者”这样的表达。杨东明在文章中根据万物一体说的原则，指出那些面对应该怜悯的“疲隆残疾者，鳏寡孤独”之人而不动心者，是丧失了“心之生生者”，即丧失了继承天地生机之心的人。他认为，在应该怜悯的时候就应该积极地打动人心。

　　至于陈龙正，生生的概念已经成为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在陈龙正后人撰写的传记中，专门记载了陈龙正在崇祯三年（1630）时认识到了“生生之旨”。“生生”一词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对于陈龙正来说，学问的根本在于“得生生二字”，并将乡里的问题与学问的根本结合在一起。他批评那些无所事事的所谓贤者是“鬼”，认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之轨”。杨东明在这一点上与陈龙正如出一辙。当时有一种风潮，认为居乡闭门不出的士大夫是高尚的。杨东明批评了这种风潮，认为正是在灾害、饥馑、战乱的时候，士大夫应该积极地对乡里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样做才是“士君子立身救时之本分”。

　　当然，同善会坚持“切切济人”、“心之生生者”的原因绝非仅仅来自于他们的内在精神，而是包含了更深的感情和更大的愿望。高攀龙认为，同善会坚持不懈救济民众，就能纯化风俗，迎来生机，消除死气。

　　对于同善会的创始者来说，同善会不是单纯的慈善团体，而必须是开展教育开化的组织。如果要让救济包含教育效果的话，救济对象必须是符合同善会组织者伦理观的人。孝子和节妇被当做首要的救济对象，不孝不悌、游手好闲之徒不能作为救济对象的理由就在这里。而且，在宣传“同善”的时候，如果毫无区别地同情贫民，毫无区别地进行施舍的话，反而会与墨子及佛教想混同。

　　陈龙正曾说：“亲亲、仁民、爱物三者，大差等也。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焉。……自爱无差等，创于墨者，横流于佛氏，率百世之愚夫，群而为背本不仁之事。”他认为，即使在亲属宗族内部也应该有父母-兄-门内诸长-九族那样的等级。他在乡里实施的救济事业就是根据这种思想进行的。家族（他的生活圈的中心）的生计依靠他所有田地的收入，而对于宗族（他的生活圈的外缘）中的贫民，则设置义庄进行救济。据说，他为宗族设立的义庄计有田地5顷，利用土地的收益每季向70岁以上的族人发放米谷五斗。此外，每季还向70岁以下身有残疾者发放米谷一石，在族人 之间发放补助金。他设置义庄是在崇祯四年（1631），而同善会的诞生也在这一年。

　　寓教化于救济的模式，即根据同善会组织者的伦理观选择救济对象并加以分类，不仅在同善会，而且在小于同善会的同心圆——义庄中也可以见到。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余治为什么将《同善会章程》收录在《得一录》的卷一中。首先，这是因为同善会是在众多善会中最早诞生的。第二，同善会虽然发生过断断续续的反复，但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第三，同善会是兼有教化民众义务的善会。（续完）

　　摘编文献：

　　（日）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