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不是纯粹的经济社会现象。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贫穷的定义有所不同。今天专家为所谓贫穷线作出种种界定，认为贫穷是一个客观量化的经济现象，是因为现代人相信，可以客观地制定一套解决贫穷的政策。这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传统社会，无论中西，对贫穷有迥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它不全然是社会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而在不同文化中，贫穷所象征的意义也不相同。贫穷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经过曲折的历史变化所产生的新概念。所谓历史变化，不单指社会经济上的，还有思想文化上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贫穷概念，贫穷不一定成为公共课题，关切贫穷问题的人，或担当济贫任务的人也有所不同。

　　“贫穷”这个概念通常有两层意义：一属于社会经济层面；一属于道德层面。“贫穷”这个观念在中国的演变一方面关联着社会结构的演化，牵涉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挣脱不开传统思想的窠臼，演变过程不明晰，隐含着很大的暧昧性。

　　大体而言，在宋以前，虽然贫富差别在中国社会一直是明显的经济现象，但“贫穷”并不构成一个需要解决的特殊经济社会问题。有“齐俗”理想的早期社会虽也论及贫富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是一种抽象的经济概念。司马迁认为这种“自然”的差别是“物之理”，韩非子则认为当政者应以赋税方式来“均贫富”。对他们来说，贫富只是笼统的经济分类概念，贫人并不构成一个具体的、可能危害国家经济的社会类别。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贫人之所以构成社会问题，并非单纯地由于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由于缺乏家族邻里的相助。古书中不将纯粹生活困苦的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类别来讨论，而将鳏寡孤独这四种在人伦上有缺憾的人等同为贫人。《孟子》中有一段话最具代表性：“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梁惠王下》）。《管子》中则以孤、老寡及老鳏三者为政府应接济的对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轻重乙篇》）。换句话说，在古人的观念中，制造社会问题的贫人主要产生自不完整的家庭，如果政府将这种伦理上的缺憾加以弥补，则社会上不应有无助的贫人。贫穷这个概念在社会问题这个层次上面也就等同伦理关系的问题。在没有所谓“贫穷线”观念的古代社会，贫穷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实难以具有所谓客观的、经济上的定义，贫穷与无依也就自然被看做是同义词了。

　　古代中国认为贫穷和道德无关，贫穷状况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虽然《尚书》以贫为六极之第四，在凶短折、疾、忧之后，而《论语》则认为：“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是贫穷只是一种不幸的状况或命运，并没有反映当事人的道德状况。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能决定他的经济状况，只表现在他如何面对不同的状况。因此，“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记·坊记》），而“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荀子·修身篇》）。君子与小人的道德修养不同，体现在他们处理贫穷与富贵状况的方式上。可见，贫穷本身并无任何道德上的不妥，也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一中立的状况。

　　当贫穷不构成道德问题时，慈善组织难以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在中国，贫穷之所以成为道德问题，与社会身份等级的变化有直接关系。而中国身份等级制度的历史，虽然一直有变化，但总体而言，宋代以后的变化最为激烈，而俗世（官办的、非宗教的）慈善机构，也就普遍地出现在宋代以后。明末以来，又是另一段变化激烈时期，而此时出现的民间慈善机构也就更盛况空前。

　　摘编文献：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