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科举社会确立以来，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在社会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出而仕宦，治理民众；即使是居家不仕，也仍然是地方社会的领导人物。他们享有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只要一有功名，便终身享受，使得他们与一般民众有所区别。这样一个位居于一般民众之上的社会阶层，到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更为具体，所谓乡绅、绅士、神衿，便都是指这一个阶层。

　　士绅运用特权，横行乡里，抗欠钱粮，造成政府和民众的困扰，只是事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士绅是地方社会的领导人物，是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桥梁。未曾出仕的士绅，以及离职还乡的官员，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士绅苦读应考的最终目的，虽然可能在于当个朝廷高管，但是他们始终以家乡作为他们的根基。对于家乡的安宁、建设、教育和保卫，他们常竭尽心力。近代以前，正式的政府组织只是县城为止，县衙门的人员，经费都有限，广大乡村中的各种公共事务，便需要仰赖士绅的合作来达成；政府也借着士绅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来达成对乡村的控制。而士绅的知识、财力与声望，使得他们在地方上能够领导民众，造福乡里，成为政府对社会控制环节的末端。

　　明清士绅常在乡里筹办、参与一些公益事业或活动，譬如修桥铺路、赈济灾民、主持社仓、建筑堤防、疏浚河道、兴建灌溉设施、捐助学校或育婴堂等。这些公益事业，需要较大的经济力量，牵涉的地区也校广大，多由具有较高科名的士绅来策划推动，较低层的士绅则负担执行的工作，但是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高科名的士绅很少，低层士绅便成为公益活动的领导人物。

　　以主持社仓为例。俞森《荒政丛书》卷十载有沈鲤《社仓条议》和沈兰先《社仓议》，前者认为社仓和乡约的主持人可以分开，后者则认为应是合一的，但都强调社仓是由地方上的士绅主持。沈鲤《社仓条议》认为：“世有治人、无治法，法之善者，全藉得人以相助为理。今拟各里先推举好善而公正、老诚而精敏者神衿士民十余人，立为社正二人、社副四人、社干八人。社正之任，与州县乡约长之名不同。盖乡约长只以良善耆民为主，然既系在官，则有参谒迎送；调处地方，则有伺候审理；至于公私藉賴，则又未免有妨公费用。今之社正，则以绅士闻望之人为主，专司社仓一事，不必责以参谒迎送也；惟社中有梗法顽賴者，方据实闻官，官为惩治，不必伺候审理也；而又公私不扰，无妨公费用之虞。故以乡约长之有才干者，或兼摄社正之事则可，如以社正而欲兼乡约长之名，则断无人肯任，社事终无可成之日矣。”

　　沈兰先《社仓议》则写道：“每里各设乡约，取私创寺院改造，里中推年高有德谊者一二人主之，或老乡贡、耆儒、老诸生皆可。月朔则召民讲约读法，教子弟以孝弟廉让。即于其后为仓房，高其墙垣。……凡社仓者，每里一乡约，则一社仓，仓粟赈其本里之人。——每乡约，约正一人（或二人），副二人，谷仓出入，悉听正副。”

　　上述社仓的主持人做的是实际执行事务的人，也有一些士绅扮演了推动、规划、捐献或募捐的角色。热心而有财力的士绅之家，多以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益活动，所参与的活动往往也会较多。

　　这些公益事业或活动，有时是士绅独立或共同进行的，也有士绅和政府合作进行的。当士绅和政府合作进行时，有时是出于士绅的倡议，而向地方政府争取支持和补助；有时为政府有意兴办，但是力有不足，因而争取士绅的协力。例如，当灾荒发生时，政府对灾民除了进行官赈之外，又会先神衿富民劝赈，以议叙官衔或许予入国子监读书的方式来酬奖。各项公共工程需要得到农民合作，运用农民的劳力来进行，特别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水利工程，多半选在农闲时期兴办，由士绅或政府出钱，农民出力。

　　明清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慈善团体开展的公益活动。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开始，士绅有同善会的组织。会友定期聚会，以通俗的语言演讲，劝人为善，同时也募集善款，从事善行。后来行善济贫成为同善会的重要工作，甚至有田产作基金。这种团体一直到清代都有，除了士人之外，也有商人加入。这种慈善活动，后来进一步发展成常设的赡养机构，称为普济堂，在地方上补养济院的不足。政府有时对普济堂的设立也予以鼓励，但经费、管理基本上以当地绅、商为主，至于官方捐赠只是偶尔为之。

　　摘编文献：

　　梁庚尧著《中国社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