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自然形成的家族组织和村落组织，是中国古代传统民间组织的雏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际关系的发展，一些人突破了家族藩篱，依据自己的信仰、专长、志趣和偏好，相互交往，重新组合，组成民间社团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

　　民间社团虽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已有一定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南宋时，仅杭州一地便有各种会、社数十家。但当时的民间社团往往规模较小，组织松散，多属临时性的集会，易居易散，且局限于一隅，空间活动范围不大。

　　明代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变动，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民间社团，尤其是文人社团，遂有空前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当代学者谢国祯论及当时结社之风，说道：“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风行了百数十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社盟的成立，既然这样的繁盛，他们结社会朋，动辄千人，白下、吴中、松陵、淮扬，都是他们集会之所。”顾炎武的一段评论尤其值得重视：“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窅然丧其天下焉。”

　　如雨后春笋般勃兴于晚明江南的民间社团，就其性质和功能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经济类社团。传统的工商行会团体，以及明代中后期崛起的会馆，皆属经济类社团。来往于江南的各地商人商帮所建立的会馆，是一种地域性的工商团体。客籍商人凭借会馆的维系，通过祭神祇、行善举等活动，以达到敦睦乡谊、团结互助的目的，并藉以谋求经营活动的拓展。江南著名的会馆有万历年间建于苏州的岭南会馆、三山会馆，天启年间建于苏州的东官会馆，晚明建于南京的潮州会馆等。

　　其二，慈善类社团。慈善性的社团在江南颇为流行。江南最为著名的慈善社团是“同善会”（本栏目曾有专文作过介绍）。另有“掩骼会”，由缙绅捐资设立，专行掩埋尸骨的善举。此类慈善社团不仅对政府救济不力和不足有所弥补，有助于地方秩序的稳定，而且其较为宽泛的社会救济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囿于狭隘的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族人互助，乡邻互助的传统习俗，体现出社会观念的某种进步。

　　其三，宗教类社团。随着佛教的不断中国化、世俗化，以及佛、道、儒的进一步融合，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各类宗教社团颇为兴盛。著名的有“胜莲社”、“月会”、“放生社”、“澹社”等。由杭州文人士夫组成的“胜莲社”，是以“放生”为主要活动的社团。“月会”也是杭州文人士夫社团，一般每月聚会一次，该会“持斋不破”，有“莲社之风”，而聚会欢饮时，“要以究性为先，不则五伦当晰，又以会文为切，不则六艺可游”，故具儒、佛合流特色。宗教色彩较浓的民间会社在江南也很普遍，至于各类临时性的佛教讲会、香会及民间祀神会社，更是层出不穷。当时，还有不少以刻经、建塔、造宝幢、修寺庙等善举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经社”、“经会”。此外，西方传教士与明代后期竞相来华后，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万历时，南京地区的信徒仿效北京的做法，也建立了基督教组织“圣母会”。

　　其四，游艺娱乐类社团。江南的生活水平较其他地区为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亦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类游艺娱乐性社团十分兴盛。当时，不少文人士夫结成各种各样的赏花赏景、游戏娱乐、讲究美食的会社。如嘉兴名士李日华结成“竹懒花鸟会”，旨在“淘汰俗情，渐跻清远，互相唱咏，非益性灵”。老年文人士夫则喜欢结为消遣休闲性的会社。如张瀚晚年归居故里杭州，与同宗兄弟及同郡缙绅年老者二十余人结为“怡老会”，时时“徜徉山水间，觞咏谈啸”。

　　其五，文化学术类社团。江南民间社团中，由文人士夫结成的诗社、文社、讲学会等尤为兴盛。文人雅集，宴饮吟咏的风气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宋、元、明初，江南文人结社吟诗之举日趋普遍。嘉靖时，湖州有刘麟、吴珫、陆琨等人成立的“湖社”；杭州有祝时泰、高应冕、方九叙等人结成的“西湖八社”。万历时，常熟瞿纯仁创设的“拂水山房社”是吴下著名的诗文社；杭州则有汪道昆、屠隆等人设立的“西泠社”。崇祯元年（1628），郑元勋在扬州影园举行的“黄牡丹诗会”，推江南名士钱谦益为盟主。

　　江南文社、文会的兴起与科举取士密切相关，士人结社聚会，研习经义，揣摩时文风气，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取功名。如嘉靖年间，蒋宗颖、孙子京等人，“萍聚都下，以才品相夷，结而讲业”，在南京成立“金陵社”，并刻有“金陵社草”。此后，各类文社不断涌现，著名的有“复社”、“应社”、“几社”、“读书社”等。随着社事的日益兴盛，各社成员之间的联系、交往也更为密切，他们互相渗透，重新聚合，打破地域的界限，形成了社团联盟。

　　讲学会的崛起与书院的流行有关。嘉靖年间，王畿、周顺之在苏州设“道山亭会”。万历三十二年（1604），无锡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讲学其间，成为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讲学会。此外，尚有“诸友会”、“丽泽会”等作为外围组织。晚明江南的讲学会还有武进人白绍光在常熟建立的“五经社”，昆山人王志坚在南京建立的“读史社”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类文人社团原先的主旨为论文讲学，但无论制艺之文，还是经史之学，都与伦理、政治相关，而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又激发了江南人士参与政治的热情。因此，不少社团，如东林讲学会、复社、几社等，在发展中很快便呈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从而在晚明的历史舞台上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人预政的党社运动。

　　摘编文献：

　　陈江著《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