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和财富有人借以作恶，也有人借以行善。自北宋初年以来，士人实践儒家伦理，行之于日常生活，关心族人与乡党，在地方上济助贫乏，并从事修桥铺路等公益活动，在记载中也不乏见，有些士人并因此而有“长者”之称。到了南宋，理学传播日广，影响日深，加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居乡的官户、士人比起北宋大增，官户、士人对于地方事务的关切也就比过去更为显著。

　　当然，不是只有官户、士人才会关怀乡里，有些没有读过很多书的人也有同样的心愿和行为，不过官户、士人以其所受的教育，应该对造福民众有更强的动机。拿官户、士人相比较，士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逊于官户，甚至犹有过之。这可能是由于一些士人在无意进取之后，长期居住乡里，易于形成与地方上民众休戚与共之心，对邻里的急难因而比较关心。一些有同样表现的官户，其实也已经无意仕途，长期住在乡里，情况与绝意仕进的士人相同。

　　乡居官户、士人救济贫穷和参与地方建设的行为，在宋代史料中随处可见。何以这类行为如此常见？应与当时政府治理地方的能力有限相关。宋代无论农村或城市，贫民均占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像南宋临安这样富庶的大都市，贫民的比例也要达到50%左右，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众多贫民，平时的生活已成问题，如果有饥荒发生，问题就更严重。政府虽有各种济贫制度，但是能力有限。以用于赈济和赈粜的常平仓、义仓来说，这两种仓储都设在郡城或县城，施惠常只及于城市之民众，对于城市以外广大农村的贫穷救济则有鞭长莫及之感。由于政府功能不足，长者这一类型的人物在乡里有着相当大的活动空间。

　　以贫困救济来说，官户、士人在乡里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即使在没有灾荒的平时，他们已经常对贫民赈粮、施药、施棺、宽限欠债。到了饥荒发生时，他们更提供钱谷、竭智尽力，从事赈灾。赈米的数量，有时达数千石，甚至上万石，受益邻里有时可达一两千家，甚至数万人。

　　这类赈济，以个人从事者为多，但也已经出现集合众人之力，共同进行的例子。如镇江府金坛县乡居官刘宰，就曾经在嘉定二年（1209）、嘉定十七年（1224）、绍兴元年（1228）三次与人合办大规模的粥局。第一次前后施赈半年，受救济的最多达每日4000人；第二次前后施赈五十六日，受济者最多达15000人；第三次前后施赈三个月，受济人数不详。这三次合力兴办的粥局，无论倡议、组织或出资，官户和士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第二次留有捐助钱谷者的姓名和身份，见于《江苏金石志》卷十五《金坛县嘉定甲申粥局》纪文之后，六十多人中，有官职或官称者达十八人，称乡贡进士、国学进士、国学待补生、府学学谕者达三十人，可见是以官户、士人为主干。

　　除了上述临时性的赈济之外，有些地区已经有了例行性的共同赈济。周必大在《谭宣义墓志铭》中介绍了吉州永新县的情形：

　　永新……壤沃地偏，民生自足。间遇水旱疾疫，凡邑之大家，分任赈恤之事，某家发廪，某家给薪刍，某家药病者，某家瘗死者。以是流殍稀鲜。

　　可知这里的富豪，每遇灾荒、疾疫，合作进行赈恤，分摊不同的责任，已经成为长期例行性的活动。

　　除了灾荒时的赈济之外，也有士人或官户，即使在平日，也以个人之力从事对邻里例行性的救助。例如婺州人潘好谦（1117-1170），曾以荫补官，居乡里时，灾荒时的赈济和平时的例行性救助同时推行。到后来，潘好谦的侄子潘景宪（1134-1190）仿朱熹社仓法，在家乡设置社仓，并制定详细的规条，可以说是这种平时例行性救助进一步的制度性发展。

　　官户、士人所参与的济助民众措施，具有制度性的是社仓。社仓在每年新陈不接时，以低利贷米给农民，到秋后收回，也是一种平时的例行性济助。

　　至于地方建设，无论兴修水利、改善交通、修筑城墙等与大众有关的建设，或是兴修学校、贡院这类有关于士人本身活动的建设，都可以看到地方官户、士人积极的参与。他们在倡议、出资、筹划、工程进行中，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地方建设，往往由地方官户、士人承担了大部分的经费。

　　何以一些官户、士人这样乐于行善？分析起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中有些人是想获得政府的旌赏，宋代政府为了劝谕富家赈粜或者赈济，悬有赏赐官爵的赏格，也确实收到若干效果。但也有许多人并非为了现实的利益，只是抱着人饥己饥之心，认为是义所当为。宋代理学盛行，这样的一种心愿，又被赋以“仁”的内涵。北宋理学家张载首先将仁从抽象的观念推论到具体的社会，而有《西铭》一文。《西铭》文中所描绘人人都能顺畅生活的社会蓝图，成为此后理学家共有的理想。从这一理想来观察当时的社会，自然应该对众多困苦的民众加以扶助。这种社会理想，也成为一些南宋士大夫设立社仓的推动力量。

　　摘编文献：梁庚尧编著《宋代科举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