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70年代，随着上海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各种同乡群体，其中广东、浙江等地的同乡群体最具实力。随着商人对经济关注超越了老家和上海，其慈善救济活动也一起向外扩展。在这个过程中，对许多会馆领导人来说，同乡群体的功能实际上成为一种多城市的、甚至全国性的网络。会馆慈善活动围绕并强化了这一更大的网络，同时，会馆也变成了超越同乡网络的慈善活动的捐助者。

　　在晚清，当灾难侵袭他们的家乡或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同省人时，主要的同乡团体不仅尽最大努力予以救济，而且他们也支持全市性的慈善活动，包括对最重要的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的捐助。同仁辅元堂常常为不明身份的死尸提供棺柩和安葬。太平天国期间，善堂的财产遭到掠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会馆、公所对这些由本地士绅建立的善堂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会馆记录，也反映了会馆对上海范围内的灾难所进行的救助，1905年的洪灾救济就是一例。

　　上海旅居者团体也参与了更大范围的全国性慈善救济活动。玛丽·兰金注意到这一趋势始于1870年代末的长江下游的精英中间；罗威廉也在汉口商人士绅中发现了这一趋势。

　　1876年苏北发生灾害，上海的浙江旅居者立即组织了募捐机构；1877-78年中国北方省份，如河南、直隶、山西和陕西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大范围干旱和饥荒，他们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募捐活动。1877年，广东买办郑观应和浙江商人慈善家经元善一起参与了山西救济机构的组织工作。受到浙江商人行为的激励，以及郑观应、广肇公所董事徐润的鼓励，其他旅居上海的广东商人也向灾区作了大量捐赠，唯恐在《申报》捐赠名单上榜上无名。

　　如何看待这些慈善救济活动？

　　始于1870年代末的慈善活动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但是对这些活动不宜简单套用“现代”或“传统”、“非政府”或“政府”与“官方”、“普世主义”或“地方主义”的范畴。这些抽象的、互相排斥对立的概念，由于在从概念上把握极其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方面，富有想象力而扎根于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之中。源于西方的有关进步性和现代性的学说极大地阻碍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正确理解。我在此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多向度的。

　　新活动所包含的更大的、多口岸的同乡群体，是通过各方面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形成的。在上海，报纸通过刊登全国的新闻，作为反映同乡“面子”的一面都市“镜子”，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地缘认同。

　　上海的公共舆论这面“镜子”，把同乡慈善网络的慈善活动引向更加广阔的视野，例如，在一封致广肇公所的来信中，具有改良思想的郑观应竭力劝说同省人与广东捐款网络一致行动，帮助在京津地区的同乡难民，他指出，上海的江苏人和浙江人为北方的难民成立了一个救济会。如果广肇公所和潮州人不捐款，将丢尽广东人的颜面。

　　最后，用普世主义与地方主义来阐述这一变化，也与日常活动风马牛不相及。慈善管理反映了对同乡纽带的不断依附，即便慈善网络有时超越同乡纽带。商人管理网的扩大，促进了同乡群体的相互竞争，也为同乡团体基于更广泛的利益和目标进行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事实上，由于慈善和其他公共活动的扩大，各种同乡团体的精英领导人逐渐与全市和全国的联合救济机构进行合作。在华北饥荒救济管理行动上，广东团体的领导人与上海的江浙旅居团体的名流发展了合作关系。至1880年代中期，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把不同的旅居团体有影响力的商人联合起来，当各地出现灾荒时，他们迅速合作，组织救灾。

　　摘编文献：

　　（美）顾德曼著：《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