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传统中国的经济型会社，不能不关注行业性的结社，如行会、会馆、公所与商会。将行会、公所、商会归之于经济型会社，自然无疑。至于会馆这一类组织，固然具有同乡会与举子应试停息之所的特点，从而夹杂着诸多政治性内容，但就其起源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善会、合会等职能而言，仍与经济型会社关系颇深。

　　至民国初建，伴随着新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基于振兴实业的目的，于是各种实业团体应运而生。

　　从行会到“墟集会”

　　中国商业性结会组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至迟在汉代已经形成了商业性的私人结合。如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发现题为“中服共待约”的一块木牍。到了唐代，更是已经形成商业性的行会组织，而且这种商业社团与民间宗教社团关系非浅。在唐代，民间流行宗教“社邑”，而有些社邑则由商业同行合力组成。据当时各行所刻石经的记载来看，唐代的行会至少已有小彩行、大米行、绢行、幞头行、肉行、五熟行、杂行等22行。唐代同业中的分工亦极为细密，如同为纺织业的行会，又细分为小彩行、绢行、布绢行、大彩帛行、丝绸彩帛行、丝绢彩帛行等。尤可注意者，唐代的行会不仅行内自相分别，而且自成社邑，以避免与民间其他宗教社团相混杂。

　　至宋、辽时期，这种商业行会犹然存在。从唐至辽的各种社邑来看，有很多仍是由行会成员合力组织的，分别有诸行市、彩帛行、椒笋行、果子行、杂货行、磨行、油行、新货行等。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商业更为发达，故行会组织更趋兴盛。

　　值得指出的是，宋代城市民间开始流行举行社、会，各行除参与宗教社邑外，尚以行会为单位组织各类社、会。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均有会社，迎献不一。如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此外，“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明代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行会，如手工业行会中，北京的铜铁业就分为东行与西行。

　　自清季直至民国，工商行业分工之细，其“行”之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据《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所统计，清末上海的行业分类已有62行。又据冼宝幹等纂《佛山忠义乡志》，民国十五年（1926），佛山工商行业共计有176行。

　　行会组织，自唐宋以来已然。至明清两代，行会开始发生蜕变，大抵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其一，时至明代，商人开始摆脱传统的行会团体，成立了“墟集会”，如明正统年间，邓茂七在福建年化县，聚众成立墟集会，成员多达数百人，邓任会长，“远近商贩，至皆依之”。至清雍正年间，山东高唐州等地民间推车之车户，开始成立车会，此即所谓的“盘手会”，显然属于运输业的行会组织。清代末年，京城伶界更是出现了伶人的行会“精忠庙会”。墟集会、盘手会、精忠庙会的出现，说明行会已非单纯的同行组织，亦非当时朝廷、官府的徭役组织，而是成为一种维护工商业自身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的商人团体，显然已开了清末商会的先河。

　　其二，中国的行会制，不仅存在于城市，同样也在山区开始出现。清代涌现出来的“扒”就是典型例子，它既是商业组织，也是手工业组织，属于各业的生产组织。

　　其三，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所谓的“行”，大多是指“买卖交易之称谓”，然至清代末年，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亦已开始称为“行”。巡捕房不再列入衙署，说明商业化逐渐向衙门渗透。

　　会馆、公所的崛起及其发展

　　传统的行会只是商人之间松散的团体，无固定的聚会场所，不过凭行以示区分而已。相对于行会而言，会馆的崛起，则使商业团体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馆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会馆为崇祀乡贤之地，春秋祭祀”。换言之，会馆是一种同乡会的组织，原为乡、会场寓考而设，其目的无非是“为奉祀事而联乡谊，且便于会议” （《江南会馆义园征久录》）。西人马西在《中国行会史》中，将同乡会馆的主要特征定义为“其全部成员都是来到外地的同乡官吏和同乡商人”，大抵把握住了同乡会馆的底蕴。二是明清时期，由于商人力量的崛起，商人为逐利而周游天下，在商业繁华之处设会馆，联乡谊，团结同行。会馆又是一种群体组织。它的设立，“乃依群为结合，特大群中之一小群而已”。所以，会馆又与会社团体关系颇密。

　　同乡、同业组织的名称，大抵可分为以下两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多半同业。

　　会馆作为一种组织团体，无论是同乡会还是同业行会，其起源大抵可以从传说与史实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就传说而言，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先秦时代。至于同乡会或同业行会出现办公场所，或者说“会馆”一称的真正确立，应该与元末明初直至明代中叶广泛兴起的“文会馆”、“讲学会馆”，以及“试馆”有密切的关系。如明末，由旅居北京的官僚为其乡人士子集资购产，辟有房屋馆舍，为应来岁考试旅居之所，名曰“试馆”，后亦称为“会馆”，但性质与商人会馆有所不同。

　　工商会馆、公所，其分布的数量与经济和商业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亦即在数量上存在着地域差异性。如果说，在明清时期，会馆、公所大多集中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那么，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诸如上海、汉口等开埠城市，逐渐取代北京、南京、苏州等传统城市，成为工商会馆，公所最为集中的城市。据成立于民国元年的会馆公所联合会调查，当时汉口约有200个工商会馆、公所。又据民国十二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在上海境内，当时共有工艺公所58个，商业公所117个，此外还有新成立的农业团体、工厂联合会及商务运输工会151个。最值得关注的是，至清代中期以后，会馆、公所开始向市镇、乡村广泛渗透。（待续）

　　摘编文献：

　　陈宝良著《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