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商会的涌现

　　中国商人社团的历史发展，在经历了行会、会馆、公所的发展过程之后，明中期以后“墟集会”这样的商人社团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气象。然而，这种新气象却是转瞬即逝，在明末尚未形成气候，随即就为大量涌现的会馆、公所所淹没。直至清末，由于早期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式商人社团才得以出现，且蔚成风气。

　　据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至清末，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才使得各地商会相继成立，但就其起源而言，商会同样具有一个构造过程，且突破了官方的章程，成为一种比较纯粹的社团组织。

　　商会章程颁布后，各地纷纷照章程成立商会。上海首先于此年初，在商业会议公所基础上改设商务总会。在总商会之下，上海的商务分会也相继成立，如上海南商会、闵行镇商务分会、马桥乡商务分会等。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一年，全国共创设了商务总会和分会约70个，而次年，一年之内所设立的商会就达108个。

　　从商务公所演化成商会，这是商人社团一种质的飞跃。商会出现以后，其宗旨和目标更加明确，如史料所言：“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如湖南成立商会之后，凡遇到关于商界应兴应革，不平不直之事，或开会议，或赴会起诉，商会均有实行解决及保护之力。就过去的商业公所而言，不过是地区性的商业联盟团体，而商会则是全国性的工商统一组织，自总会、分会，乃至更低一级的分会之分会，从属体系相当明确。另外，就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来看，商会管理人员的选举更具民主色彩。如承德商务总会会董、执事、庶务各会员，“皆由商家投票公举”（宣统《承德县志》）。综上所述，商会的出现，说明中国商人社团已进入一个成熟期。

　　商人社团的两重性特征

　　通过对经济领域中各种商人社团（尤其是会馆、公所）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商人社团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在明以前，只有传统的行会。这种行会，与其说是一种松散的行业性联盟，毋宁说是一种徭役组织，对传统统治的依附性极为严重。官府通过对这些铺行，采办各类物品，并由此对工商业加以控制。

　　第二，从明中期至清末，出现了商业性的会馆、公所。与行会比较，这些会馆、公所的社团色彩更趋浓厚，无论是同乡商人抑或同业商人，均可通过会馆、公所维系同乡或同业的感情，协调内部事务，便于商业利益的开拓。就会馆、公所的成员构成来说，公所多为同业者的联盟，而会馆更具同乡会的色彩。所以，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囿于地域籍贯；公所无地域籍贯之别，却又受行业帮派的拘束，各自存在，互不相统，均非各行商人及手工业者的同一机构。同时，公所、会馆所从事的事务，亦以传统的慈善事业为主。在某些会馆、公所中，这种同乡、同行的福利事业，有时竟然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

　　第三，至清末，商会这种新式社团正式出现。清末商会的成立，多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并由商部颁发关防衿记，显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保护，并享有社团“法人”地位。商会有“众商业之代表”之誉，不限籍贯和行业，为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社团。它的成立，使各行业乃至各地区第一次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整体，并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了近代中国的 社会舞台，其势力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商会虽为新式社团，然诚如有些研究者认为的，其间新旧因素、近世民主性与封建传统性并存，具有两重性的特征：

　　首先，就商会领导人和组织成员的社会身份，及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而言，基本上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办社团。同时，商会活动经费，亦多来自工商业者的自愿捐助和自筹，与官方无涉。但以此同时，它又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官方的承认与保护，固然使商会取得了合法社团的资格，却又使商会蒙上了一层受到官方控制的阴影。从商会的实际创办过程来看，走的显然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官府在商会的创立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工商业者却仅仅是一种从属或依附的角色。换言之，正是因为得到了清政府及各地地方官府的扶植，各地商会才得以蓬勃发展。同时，商会又带有一些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其成员大多具有亦商亦官的双重社会地位。商会直接受商部管辖，其总、协理均由商部“札委”，并颁给“关防”。

　　其次，商会虽为新式社团，但继承了许多行帮传统。据苏州市档案馆所藏《苏州总商会呈工商部条陈》记载，各地商会创立之时，在组织上，“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则区分为“合帮会员”与“不合帮会员”（后改称“分帮会员”）两类，前者是行帮公所的代表，后者则是商店企业的代表。

　　最后，商会成立后，有些虽建有新的办事公所，但很多仍借用过去的会馆、善堂，作为自己的办事机构，说明商会势力尚缺乏完全的独立性，从而与传统的行会、慈善组织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完）

　　摘编文献：

　　陈宝良著《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