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济贫组织的发展，从明末至清末，虽然有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以及组织方面的变化，但一直没有将救济问题变为“经济问题”。慈善组织的重点仍在“行善”，即以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换言之，慈善组织的功能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之上，而没有转到经济层面。

　　因此，慈善组织也没有真正解决贫人的问题，如帮助贫妇守节、劝止贫人火葬、溺婴等，有关的禁令一直到清末还不断重复，这证明了劝止不太生效。关键在于客观的社会条件并不利于善堂所鼓吹的价值：如守贞、不溺婴孩、全面土葬等。善堂所扮演的一直是保守性的角色，即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及价值，在社会变化如此剧烈，物质条件特别不利于这些价值的发展之时，效果自然不彰。

　　明清民间慈善组织的目标一直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上，这在济贫项目上可看到：纯粹收容穷人的只有普济堂、栖流所，这类机构事实上弥补不了官方养济院之不足；其他的如育婴堂、救生局、药局等，其“救生”的意识形态甚强。而且明清的慈善组织的教化意图与时俱进，越后期的善堂教化的意图越明显，如清节、施棺助葬、惜字会等皆为明显例子。这些后期善堂的另一特色是，在实际救济方式上，施与受者并没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施善者，也极可能有一天成为受济者。

　　反之亦然：这是“儒生化”趋向的特色，下层儒生是施者，也是受者。善会的社会功能在于透过这种特殊的施与受的关系，进一步凝聚以儒生价值为生活重心的、并且日益庞大的社会阶层，慈善组织的功能在于整合社会，而不在于分化社会阶层，在城镇的小社区中，善会更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

　　明清商会善堂的功能主要是纾解社会焦虑，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慈善组织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7世纪上半叶，明末的都市精英为了重整政权衰落但经济繁荣所带来的混乱秩序，为了重新界定良贱贫富的定义而建立善会。此需要在清代以后，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而稍减。清政权的建立及巩固引进了第二个阶段，当时善堂的规模逐渐扩大，并得到政府的认可，往往以体现大同、普济理想为口号，协助朝廷进一步稳固政权。到了乾嘉以后为第三阶段，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松懈，新的社会不安出现，而这种不安与异端思想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而此时善会主要是为了强化正统来重整社会秩序。

　　善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微妙变化，也反映了这三个时期所涵盖的价值观变化。明末善会将受济人分门别类，所用的标准包含了佛家思想，及儒家的社会秩序观；清初的善堂则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以宣扬大同理想为主，其中佛教普济思想也较明显；乾嘉以来，混合着通俗信仰的儒家价值渐成为善会的主要传播内容。

　　摘编文献：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