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李氏家族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世家大族，鼎盛于北朝时期，与当时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南阳郑氏、太原王氏等高门著姓并称于世。政治上官位显赫，经济上田连阡陌，文化上引领繁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浓厚的文化氛围、经学传统和宗教信仰、悲悯情怀也将这个高门望族与慈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诚如钱穆先生所言：“门第与儒学传统有不解之缘。”世家大族多以经学传家闻名于世，即使是军功起家，也会逐渐从军功转向经学，教育子弟以经学为务，由武力强宗转为文化高门，以经学传家的文化传统薪火相传，维持家族地位累世不坠。赵郡李氏亦是经学传家，世代学习儒家经典，各房支都有一些造诣颇深、卓有才名的代表人物。

　　北朝赵郡李氏的家风与慈善

　　经学儒术作为世家大族的文化身份特征，其意义绝不仅仅是能培养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更重要的表现是世家大族的经学传承，随着时代的进程已经把儒学的精神实质烙印到族人的为人处事里，体现在他们的社会活动中。儒学的仁孝礼让、恻隐之心等追求，蕴涵着悠久的慈善思想，或许远不能与现代定义下的慈善相提并论，但在赵郡李氏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家风与善行生动丰富的体现。

　　1.从孝行到推己及人

　　西祖房李密之母缠绵病榻多年，遍寻名医诊治，仍不见好转。李密于是“精习经方，洞闲针药”，终于治好了母亲的疾病，也因此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良医。

　　东祖房李德饶“德行为当时所重”，非常孝顺，父母卧病，他衣不解带、废寝忘食地守候在病榻之侧。父母去世，他悲痛至极，口吐鲜血，在寒冬积雪中哀凄送葬，几欲气绝，哭嚎之声令旁观者动容落泪。李德饶的孝行感天动地，国家特别下旨吊慰，将其居住的村改名为孝敬村，里改称和顺里，号召百姓向他学习。

　　东祖房李元忠也是著名的孝子，因母亲年老多病而潜心钻研医药， 多年之后于药石之术有了深厚的造诣。他天性仁恕，见到病人，不管病人有没有钱，医药费需要多少，都立刻尽心尽力为他们治疗。

　　李士谦，北朝著名隐逸贤士。幼年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欧吐，疑中毒，因跪尝之”。后来一心向佛，多行善事。

　　孝老爱亲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要求，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是人伦，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是道德的延伸，是慈善。

　　2.从修身齐家到仁民爱物

　　东祖房李绘做高阳内史时，遇上高阳干旱，陂淀干涸。李绘设置专门的农官劝课农桑生产，使得垦田数量倍增，百姓家给人足，得到实惠。

　　李元忠的父亲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 这件事发生在北魏后期，李显甫在父亲李恢去世之后，带领数千家李氏族人迁至殷州西山，开“李鱼川”，以李姓命名，聚众垦荒，从事农业生产，希望建成一个鱼米之乡。在战乱年代，这是招徕流民重返故土的极好举措，救济安抚了流民，为国家减少了不安定因素，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

　　李元忠时，家境殷实，多余的钱物在乡里间放贷求利。李元忠经常将债券焚毁，免除贫穷乡邻的借贷，乡邻敬之。

　　北朝后期，“时人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虑及百姓利益，向孝文帝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民户，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

　　修身齐家是儒家理想的基础目标，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二者有着层次上的差别，修齐之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才能逐渐达到仁的境界。仁者，爱人，仁爱的本质决定了仁爱必然要得到无限的扩大，最终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仅仅做到修身齐家，还停留在血缘或地缘亲情的层面；仁民爱物才将仁心推广到最远，造福更广大的人群。

　　北朝赵郡李氏的佛教传承与慈善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被君主和世家大族所接纳，传播得相当顺利。北朝赵郡李氏族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接受或信仰佛教，甚至形成了家族信仰佛教的传统。

　　李士谦是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终身从事慈善活动的慈善家。他“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邻里中有人无力办理丧事不能殓葬的，他施以棺木。有兄弟分财不均而争讼的，他就出钱补助不足的一方，以致兄弟惭愧而互相推让，也都成为善人。有一年灾荒，李士谦拿出家中的存粟数千石，借给同乡。次年，仍然歉收，借粟的人都无法偿还，到李士谦家中道歉。李士谦说，“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他把欠债的人全部请来吃饭，当众把乡邻们借粟的债券烧为灰烬。 对他们说：“债了矣，幸勿为念也。”第三年大丰收，欠债的人争相来还债，全部被李士谦拒绝，一无所受。乡人称其大德，感激不尽。“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他还帮助收埋骸骨，所见无遗。第二年春天，李士谦又捐出粮种，送给贫困乡民，让他们及时播种，生产自救。

　　开皇八年（588年），士谦死于家中，时年66 岁。赵郡百姓听说后，无不痛哭流涕，参加葬礼的有一万多人。他的妻子范阳人卢氏，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李士谦去世后，所得赙赠，她一概不受，对乡里父老说：“参军平生好施，今殒殁，安可夺其志哉！”于是散粟五百石以赈济穷乏。《北史》还记载，李士谦“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李士谦的慈善活动前后长达30 年， 慈善行为涉及济贫、赈灾、助葬等方面，凶年散谷达到一万多石，救济的灾民数以万计，其慈善活动规模之大，成效之显着，在中国古代极为罕见。李士谦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的慈善行为无疑受到佛教慈善观念的巨大影响。李士谦这样的民间慈善家的出现，既表明北朝慈善活动的活跃，也说明慈善事业比前代有了显著的发展。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等认为,六朝时期形成了以豪族之家为主导核心的共同体，在战乱动荡的社会里，地方名门望族在聚居区中履行“孝义”的家庭伦理，也履行“友义”的公共道德，为同居住区的宗族、乡党提供赈恤、御敌、调解纠纷和教化等帮扶活动。随着佛教的顺利传播，在北朝的华北地区出现了许多佛教“邑义团体”。 “邑义团体”以一个村落或更大的乡里地域为范围，大多数由当地豪族与僧侣发起，小区居民共同参与造佛像、建寺院、读诵佛经、举行斋会仪式和互助等活动。

　　出土于河北正定的东魏兴和四年（542年）的《李氏合邑造像碑》记载了以李次、李显族为首的李氏宗族198人，以及村邑中其他姓氏的佛教信徒及比丘僧共计231人，以李氏宗族为主体开展的一系列佛教活动。颜尚文以东魏李氏豪族发起的村邑居民共同信奉《妙法莲华经》而从事建寺、造像、种树、造井等集体公益行为，阐述了北朝佛教小区共同体的组织与活动。他认为，李氏合邑小区的集体佛教活动，以建造“佛像”、“菩萨像”为主。此外，还进行村邑外面的社会公益事业。

　　《李氏合邑造像碑》彰显了“法华思想”主导的佛教小区共同体中的组织和与活动情况。李次率领族人和村中居民，共同信奉《法华经》并组成法华邑义团体，会归众生入一佛乘的愿力，落实随缘实践慈悲救渡的菩萨行，共同建立寺院讲堂；在修建寺庙、僧房、宝塔、造像的同时，在水陆交会的要道旁掘井、植树，供来往行人饮水、纳凉、休憩，蒙受法华菩萨行的恩泽，还吸引行人到村庙中瞻仰佛像，启发他们虔诚的菩提心，得享更大的福报。这个以李氏家族成员为主的邑义，将佛教的慈悲善念推而广之，泽被他人，突破个人、家庭、宗族、小区的救助局限，到居住区之外从事更加广泛的社会公益事业。“邑义之活动， 不但是组织乡村城市佛教信徒进行广泛的佛事活动， 尤其在乡村更发挥了其进行公益建设的组织者的作用。”邑义作为一种佛教信仰者的团体，就是以普世的慈悲情怀关注每一个加入其中的成员，这个组织超越了身份地位、种族和贫富的限制。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等级制因素的束缚，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赵郡李氏以家世学养鼎盛于北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在社会思想大潮中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与经学的精髓相融合， 做出了许多慈善之举，既仁爱百姓、造福一方，也助推了家族的繁荣。

　　摘编文献：

　　许秀文、王文涛《北朝赵郡李氏的家学传统与慈善》，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年9月，第16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