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直隶的慈善事业是由官民双方共同参与的，一方面是官方兴办养济院、留养局等机构，另一方面则是民间自发施贫济困或兴办善堂会社等。

　　官办慈善机构

　　明代以降、尤其是清乾隆以前，官方主导的慈善机构以养济院最为普及，它甚至是大部分州县唯一的慈善组织。明初，明太祖即诏于天下郡县均设孤老院，照顾鳏寡孤独残疾之人，更名为养济院。清承明制，顺治间就开始设置养济院，对“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者加以收养。直隶各地更是贯彻得比较严格，其基本救助标准继承明代，日给米一升或月给米三斗，后来逐渐根据各地物价将本色粮食折价成折色银两发放，不过因为各地自然、社会环境的差异，尤其是米价的差异，救助标准在落实时并不严格统一。有些地方还在地方官倡导下创办类似养济院的地方慈善组织，以弥补养济院之不足，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唐县创办的仁育堂，就是与养济院收养对象相同的慈善组织。

　　乾隆十三年（1748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上奏，倡言在直隶各地普遍设立留养局，冬天留养无助贫民、春天遣散，有笃疾废疾或年过七十者，则长留局内收养。嗣后，直隶省140个州县设局渐达561处，基本上每县都有4个留养局，普及程度相当高。前两类主要官办机构外，还有些官民合办或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如普济堂、育婴堂、栖流所、粥厂等等，一起构成了官方慈善机构的基本体系。

　　这些官办慈善机构在创建之初，就制定了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对设局选址、人员安置、收养期限以及每日供养、经理人的选定都有具体规定。而经费来源，主要是官带绅捐，即皇帝赐给银粮，在皇帝带动下，官员或地方乡绅纷纷效尤捐济，筹资不菲；此外就是发商生息或买地收租，作为维持机构长期运行的日常收入来源，如丰润县收银八百两，建屋之外“余银七百五十二两，置胡各庄地三顷六十四亩，岁收租粮四十九石五斗，作留养之需”，到同治间“邑令谌公以赎瑗增修局，捐一千五百两以商生补助留养费用”；其他来源如政府直接发给的困难救济或奖励经费，或有时从正税银两里拨出部分作为补助，或乡间百姓捐银捐地以资支援。

　　民间慈善活动

　　明清政府对民间慈善行为设立了多种奖励措施，倡导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明初，规定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可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可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明中期，富民纳粟赈济受散官，多者可受官正七品，甚至有司为立坊。至

　　清代，“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族、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或收瘗尸骨，实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均造册送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并制定了详细的劝捐奖励办法，对于出资捐助者实行不同程度的奖励。

　　直隶民间的慈善活动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个人日常的善行，二是灾荒后的赈捐，三是建立常设养济机构。在明清直隶各地区的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名宦”、“乡贤”、“孝义”、“耆老”仗义疏财、扶贫济困的慈善行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应数士绅和商贾阶层。明清时期士绅在地方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多与地方官员共同参与地方管理，承担许多公益活动和事务；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很多商人富而重义、好善乐施，宗族贫疾不能自养者、乡党邻里乏绝者都赖以存活。可以说，他们构成了民间慈善行为的主体，活跃在日常的社会救助活动中。赈捐一般是灾荒发生后。如在丁戊奇荒中，直隶连遭灾歉，李鸿章劝谕绅商富户量力集捐，光绪三年（1877年）即得银214344两有余，光绪五年冬到光绪六年冬一年间，赈抚局又收省内外捐银660527余两，大米3236石，高粱5652余石，棉衣160957件，银物赈捐数目之大，就连李鸿章亦承认超乎预料。

　　直隶地方州县有很多民间养济机构。以慈善活动最为发达的天津为例，至清晚期，天津有各类慈善机构十三家，除官办养济院、孤贫院等外，其余育黎堂、普济堂、饽饽会、延生社、救急会、寄生社、备济社等均属民办；此外还有专门设置的施棺、埋尸类慈善组织，如

　　施棺局、掩骼会等；还有救生会、放生社、惜字社等具有本地特色的慈善机构。晚清还发展起来若干所综合办理各种善举的善堂，如广仁堂、济生社、同善社等。

　　明清直隶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评价

　　清末，随着封建社会渐趋末声，官僚阶级严重腐败，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维持多显得力不从心，很多地方的留养局和养济院，建立不过十数年，就因为地方或无暇顾及或管理不善或中饱贪污，“风雨飘摇，渐就倾圮”。民间社会自主兴办的组织则成为慈善活动的主体。然而，从地方史志等材料中可以看到，直隶地区民间慈善机构从规模、能力和持续时间上都明显不如江南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只有北京、天津、保定几个大中城市民间慈善机构较为发达，且主要由其地域范围内的地方力量主导，并未形成地区间的联系；此外，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民间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因而较为容易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直隶的慈善事业，尤其是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兴盛，对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曹琳著《简论明清直隶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本文为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