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一些地方精英作为一股社会势力迅速崛起，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方政治与慈善事业中来。晚明，由于政府在职能减弱，财力负担沉重，面对各地的动乱局面无法较好的应对，迫切需要民间力量参与到稳定社会治安当中。基于此，政府开始劝赈于民间以减少自身压力，不可否认，晚明河南民间力量对于地方的赈济，水利兴修、维护地方安全和进行乡村防御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财政压力，与中央相互配合，弥补了中央政府的不足。

　　灾害救济与慈善事业

　　明代的地主阶级和乡绅贵族是民间救灾赈济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钱财，而且为了维护旧有的社会秩序，维持旧有的主从关系，巩固其现有社会地位，通常会参与和投入到救灾最前线。

　　首先，灾害发生前后，地主阶级和乡绅贵族会致力于地方建设，积极备灾，抗灾。捐献土地，设立义仓，施粥赈济等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如万历十五年（1587），杞县涨水，庄稼尽被淹没，民众以草根树皮为食，疫病爆发。徐侍御“捐金六百余两，扩田亩得六顷三十亩，除坟墓享堂道路二十八亩外尚有田六顷，许主人尽输之于族号曰‘义田’。”万历年间，李作义“出租积之赢余，输粟千石，在城立赡士社仓，涧西村立广济社仓，仿朱子古法，每遇岁荒，计口授食，随时赈济，赖以全活者数万人。”每遇灾荒战乱之年，各县庠生也纷纷捐献钱粮。灾害发生后，一些地主乡绅积极向灾民提供医药、棉衣和棺材等救灾物资。帮助民众度过难关。万历二十三年（1595），鹿邑发生大饥荒，文人张信古“为粥振饥制药以活病者，又输粟三百余石以赡同宗及邻里不能举火者。人有微罪，多为纳赎，责其改行。冬月制棉衣，广施贫者，岁以为常。”

　　其次，由于晚明河南是农民起义频发之地，灾荒和战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政府机能也往往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政府不能及时救济，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此种情况下，王室宗亲为了维护其在地方的既得利益，通常与地主阶级合作，协助官府安抚饥民、流民。如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二次被围时，正值严冬，“乡宦刘昌、郑封、张文光等，于上方寺安立大锅数百口，倡督乡耆捐输米面，昼夜供食不绝。又有周王、郡王、商贾。大姓之家，每日供送酒食，堆满城头。”

　　再次，地主阶级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灾后百姓恢复生产生活，为他们提供生产工具、种子等，同时帮助他们赎回因贫苦而卖出的儿女，使全家团圆。据《商水县志》记载，晚明夏邑县水患，大饥，李兆浚就帮助同县贫民。

　　最后，由于晚明政府难以顾及乡村水利修建，乡绅世族的实力逐渐增强，他们积极投入到当地水利建设中，帮助百姓灌溉农田，开拓荒地。伊阳县人张维垣“创修义渠，疏汝水，溉田数十顷，居民赖之。”归德府处于河南最东边，地势较低，一旦黄河泛滥，所属州县极易遭受水灾。由于晚明政府无力负担修河费用，因此大都令地方官员依靠乡村里甲完成挖浚河道，修筑堤坝等工事。

　　总之，晚明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再加上地主阶级和乡绅大族经济实力大增，因此他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参政意识。在灾荒和战乱的晚明，积极投身于地方建设，希望救民于水火，保一方百姓安宁和生命财产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的稳定和发展。（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屈湘琴《晚明河南社会问题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