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门户，西方慈善思想也通过西学书报，国人海外见闻以及西方人在国内开展的一系列慈善活动传入国内各个角落。在西方慈善思想的影响下，近代慈善事业开始兴起，民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鼓励近代慈善事业。近代社会毕竟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而近代慈善事业在吸收西方慈善思想的同时，也深受传统慈善思想的影响，传统与近代相互影响、彼此对立，但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有些传统因素与外来的近代因素本身就有潜在的适应性，于是出现了传统与近代互相融合、彼此相容的另一面。

　　西方慈善思想的传播

　　广西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因此比其他沿海城市接受西方文化晚一些，“广西是中华帝国的所有省份中最后接受福音种子的省份……”。但在19 世纪末中法战争后，广西成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碰撞与融汇也日渐出现在广西的境内。西方社会的各种理论学说、思想观念纷至沓来，慈善思想也随着这股潮流涌入中国，渐渐流播开来。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是源于西方社会慈善思想影响的，主要有教会慈善事业、西学报刊等方面。

　　教会慈善业的影响

　　大约在1900 年前后，广西省的主要城市大门皆向外国传教士开放了。随后一些传教士或教会即在梧州及内地兴办了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慈善机构。这些西方的慈善机构，是广西人了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的最直接一个途径。因为虽然在清一代广西的教育发展较快，清末时在“欧风东渐”、“变法维新”的思想影响下，有些书院也增加了新学。但这只是相对于清以前的发展，其基数仍很落后。到民国初年，全省仍有80%以上的人为文盲。故而相对于西学西报等需要有阅读能力才能受影响的因素而言，教会创办的慈善事业能更容易更直接地传播西方慈善思想与观念。

　　首先是在慈幼教育方面的影响。至20 世纪20 年代中期，法国天主教在广西共办了各类学校23 所，孤儿院2 所；美国天主教则办了小学11 所，另有主日学24 所。另据教会统计，从1895 年至1919 年的25 年间，新教在广西创办了初级小学49所，高等小学6 所，中等学校2 所。这些学校兴办之初都是带有一定慈善性质的，而且采取西方分年级学习制与班级授课制，在教学中注重实验的方法，开设的课程也兼顾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面的知识。新式学校冲击并改变了广西原有的传统书塾教育模式，为广西本地新式教育的建立树立了很好的模式。

　　此外，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慈善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医疗卫生事业。这些西式医院无论在住院设备上，还是医疗技术方面，都远非中国旧式诊所能比。教会医院济难助贫、扶危救病的善举，符合中国“仁者受人”的信条，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同。1873 年就有人说：“‘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办实际上成为西方近代医学科学的技术在中国的样板。‘西人东渐，余波荡憾，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也。’”当时西方人在广西所设立的西式医院，由于其西医的便捷与其疗效灵验，

　　以及它对于广大民众免费治疗的现实效应，即客观上具有的慈善性质，对国人已极具吸引力，故也就最易获得人们的认同，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有施医局、惠民药局等施医机构，但时至近代，这些机构已大多颓废，即便仍有存在，其效用也大为减弱了。所以，在教会慈善机构的影响下，一些开明的绅商便纷纷联络西方人士，开始着手开办西医诊所。如民国期间，北海开始出现西药店，在卖西药的同时兼诊疾病。1937 年，北海人沈永年开办永康药房，专卖西药。天主教活跃在农村的医士对来医诊的农民精心医治，每年就诊人数竟突破38000 人次。

　　另外，一些传教士还在饥馑年岁募捐施物，开展“洋赈”， 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一些来华外国人还对中《论善堂宜定善法》一文述及作者西友的观点，其西友认为，中国善堂“要亦不过有以养之而已，未必有以教之也”。他主张，除老人外，嫠妇、少壮者、幼童都应学艺或工作，如此一来，“在堂之人无一游手者。在堂既各有所事，出外亦各有所业，因是而善举乃一无遗憾。”尽管有些教会办慈善的初衷是借行善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吸引更多人信教，但在客观上对当地百姓的匡贫扶弱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慈善组织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对华侵略的先行军，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传播、社会慈善救济等事业，客观上为广西慈善事业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方面提供了比传统更先进、更全面的示范方法。

　　国人对西方慈善的认识

　　随着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全面开放中西双方的交往遂逐年加深。从19 世纪60 年代开始，清政府派出了一批官员赴英、法、美、俄等国，交涉外交事务。随后，又有更多的中国士大夫、留学生出洋，这些得风气之先的封建士大夫开始最早接触到西方的社会救济理念及其相关制度。在对其认识的不断加深后，也愈加对西方的慈善理念关注和重视，他们开始积极地向中国社会和大众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救济思想和做法。如思想家冯桂芬曾撰文专门评述介绍荷兰的社会救济制度：“荷兰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这是现在能见到的较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救济情况的描述。

　　在19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对西方世界有了耳濡目染的认识以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一些有志之士也希望借外国人的捐赈行动刺激国人，增强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如《申报》1877 年2 月5 日“西人好善”中所说：“夫畛域不分，一视同仁，蚁驮一粒，鳌戴千钧，各视其力之所能至，无非皆恻隐之心。西人倘若此，而况我同为食毛践士之华人！”。民国建元后，有时论称：“盖办赈为最要之慈善事业，凡为人类皆有热心负此责任，国家且弗论，遑论地方，故对于灾荒区域不可稍有畛域之念，对于同办事人，不可稍有尔我之见。”可见西方教会的慈善思想对国内知识分子起到了刺激作用。还有些知识分子已经深入到西方社会的制度层面上去认识它，认为西方慈善事业是其国家较完备的制度的一部分，是与西方社会风俗相吻合的。正如郑观应所言：“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对西方慈善事业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他著名的政论《盛世危言》一书中，他特辟“善举”一节，对西方慈善机构的成立、种类以及在社会上的作用，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养老院、老儒会、绣花会、童艺院、保良会、疯人院、劝世会、义学会、恤贫会等等，“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正是因为西方“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故“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在郑观应看来，正是由于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使得社会上乞丐和盗贼大大减少，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得到保障。郑的这种看法，在19 世纪末的晚清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19 世纪末，晚清社会救济理念又出现了较大变化。以经元善、张骞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慈善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将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与自身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力提倡“教养并重”的救助理念，主张救济活动公益活动结合。中国传统的救灾济贫活动一向以“养”为主，其观念往往是消极的。各种社会救济机构，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为被收养者提供食宿，为贫病者送医药，为穷而无力下葬者施棺助葬，而忽视了对被救济者的教育，进行劳动和生活技能的培训，增强其自谋生路的能力。这种以“养”为主的救济模式，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产部门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慈善活动受到封闭的个体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及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强调“养”而忽视“教”的被动性救济方式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使被救济群体产生了对救济的依赖性，而削弱了其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摆脱贫困的主观积极性。

　　20 世纪初年，随着留学救国热潮在全国的兴起，广西亦不例外。广西最早的自费留学生是1901 年赴日本留学的临桂马君武（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元年，广西共有官费留学生47 名。到1911 年辛亥革命前，广西派出官费、自费留学生约400人，其中桂平、容县、贵县、藤县、临桂都在30 人以上。学习科目以法政、师范、警务为多，次为军、体、农、商、理、工、矿。在国外留学生在关心国家命运之余，也受到国外慈善思想的影响。马君武在《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以欧洲国家在救济方面的先进措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他认为欧美既有积极政策以防止失业人及贫民之发生，又有消极政策以谋事业人及贫民既发生后之救济。马君武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社会只救济残疾、孤寡老人和弃婴的范畴，把救济的目标扩展到了失业人和贫穷者。他认为“所谓贫民者，乃其人不能以己力获得必要生活之所需，既无财产权，又不能工作以自给养。故贫民有扶助需要，赖他人救济之”。

　　总之，无论是西方慈善组织在中国的设立，还是有关西方慈善组织及其思想的介绍，都触发了中国慈善界人士的反思，提出改革传统的教养方式，借鉴西方教养兼施的救助模式，近代慈善事业在各地逐步发展起来。（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郭艳红《近代广西的慈善事业》（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