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基准。“善”是生存于复杂历史社会的中国人所可以永远倚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凭藉将完全崩溃,这是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善并不是平面的伦理道德之劝戒语词,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时,视为与生命同价,或比生命更可贵,而谨慎守护的中国人之“魂”。

　　先秦儒家典籍中即多有论及“善”的思想,如《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中所包含的福善祸淫思想成为后世善书表达和阐释的中心观念。俗语常言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即存善心,说善言,行善事,在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传统。

　　善书,又称劝善书,“是为劝善惩恶而辑录民众道德及有关事例、说话,在民间流通的通俗读物”,“是一种不论贵贱贫富,儒、佛、道三教共通又混合了民间信仰的规劝人们实践道德的书”,囊括了儒家的忠孝节义和阴鹭观念、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积善销恶说,其基本思想就是以劝善戒恶、因果报应和阴鹭观念为中心。

　　善书从宋元时期的佛道劝善书,即“主要是给道教或者佛教的教派用而写的”，到明清时期,因应三教合流的趋势,善书在编纂的过程中对儒、释、道三教内容广收博采,并进一步融合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使得善书内容得到极大丰富。游子安曾将明清善书与宝卷、官篇、家训、格言、医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然后认为善书演变至清后期,随着善的观念深入民心,国人把家训、格言、宝卷等都归入善书,因而民国时期善书涵括的范围已有所扩大。民国时期刻印的善书书末所附目录亦印证了这种观点,如民国间上海大众书局出版,同善社辑录的《珍本善书》,收书一百四十种,内容颇为芜杂,其中既包括了《妙法莲花经》、《观无量寿经》、《楞严经》、《金刚经》、《梵网经》等佛教经文,又包括了《参同契直指》、《长生术》、《却病延年术》等有关道教修炼、养生的内容；既有《童蒙必读》、《童训良言》等蒙童读本,又包括了《内训》、《女范捷录》、《女论语》等这样的闺训著作。然而,家训、格言、宝卷、闺训等是否属于善书讨论的范畴,笔者心存疑虑,为便于讨论的展开,兹有必要先将善书与其他几种劝戒文献相区分,通过对善书外延的界定来进一步加深对善书内涵的了解和认识。

　　第一,善书与家训。明代杨继盛临刑前所撰“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二儿书”一文在民间广为传颂,不仅冠以《杨椒山家训十九条》、《传家宝书》等名称,以单行本的形式广泛流通,“早暮晨昏辗转诵读,以正人心,以维风俗,即家塾踵塾师亦可以训导子弟,讲习友朋,如此自幼及长,断不忘乎忠孝节义大纲”。与此同时还被其他多种善书收录,如陈宏谋《训俗遗规》、《信心应验录》、《增订问心集》、《慈恩玉历汇录》等等。然而,究其十九条训语内容,不逾立志、存心、作官、孝亲、友悌、读书、举业、置产、恤族人、与人相处等传统家训意旨。另外一些在清代广泛流通的家训,如温瑛《温氏母训》、朱柏庐《治家格言》等,也多冠以善书名目流通于民众中。显然,就其单篇内容而言,将其归入中国传统家训更为合适。

　　第二,善书与宝卷。宝卷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它是佛教僧侣用忏法的形式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宗教宣传形式,在民间佛教信徒的宗教信仰活动中演唱。车锡伦从1982年起就从宝卷文献的整理和当代民间宝卷演唱活动的田野调查入手,对于宝卷文献进行研究,并先后出版了《中国宝卷总目》、《中国宝卷研究》两本专著及多篇相关论文。根据他的研究,明代正德以后,各个新兴民间教派均以宝卷的形式编写布道书,宣卷又成为这些民间教派信徒的宗教活动。明末清初,宣卷发展成为广大民众参与的民间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在全国各地流传。他根据现存的宝卷文本指出,宝卷创作存在两种倾向,即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宗教宝卷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宗教理义,在宗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唱述修持仪轨,这部分宝卷基本上属于宗教经卷；民间宝卷则主要是演唱文学故事,宣扬因果,倡导劝善。当宝卷发展到清代,特别是康熙后期对民间秘密教派实施镇压后,宝卷的创作及传播逐渐衰落,然而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在民间广泛流传,特别是民间宝卷,依然通过因果报应故事以讲说社会伦理,劝善惩恶。宝卷在中国民间信仰以及社会教化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游子安将19世纪以后这些讲说社会伦理，并通过因果报应事例劝善惩恶的宝卷作为善书的一种。然而,如果考虑到宝卷的特点,以及宝卷的数量（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的统计,约有一千五百余种）,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宝卷的研究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

　　第三,善书与格言。格言以其简短精炼历来受到士人的欢迎和关注,因此有关立身、处世、治家、择交、为学、读书等方面的格言、箴铭数不胜数,其中亦多有关于积善戒恶、阴鹭等内容。然而,善书的创作主要还是以士人为主体,他们善书编撰的过程中亦多采集格言箴铭以劝善惩恶,厚风俗而正人心,如刘山英辑《信心应验录》、金缨辑《格言联璧》、史措臣辑《愿体集》等等。因此就需要将具有劝戒内容的格言与格言类善书有所区别,不能将所有与修身、存心等内容相关的格言类书籍不加鉴别地全部列为善书。

　　这些书籍虽然与善书一起,在社会中发挥了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但并非全都可以界定为善书,而需要根据其内容及其创作目的进行具体的划分。

　　由于善书的编纂者是乡绅和士人阶层,多半是那些与民众接近并对民众生活有所了解的下层士人。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方面的变化,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善书上,即这一时期为善书内容及其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善书从最早的“三圣经”,即《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鹭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发展到明清时期,不但出现了关于“三圣经”的多个注本、译本、注解本,如《感应篇汇编》、《感应篇直讲》、《感应篇印证句解》、《感应篇笺注》、《阴鹭文集证》、《阴鹭文广义》、《觉世篇注证》、《觉世宝训图说》等等,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善书文本。如将善书内容具体化和条目化,道德价值量化的善书—功过格,明末经过袁黄、株宏等人的倡导, 在明清时期大为盛行,不仅表现为名目繁多的编纂形式,而且在内容上,已经突破士人阶层的限制,而涉及到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的各个方面。另外,图文并茂,借图画施以劝戒的图说劝善书,在这一时期也颇为流行,除了“三圣经”的图说本和图证本,还有《新刻日记故事续集》、《丹桂籍图说》、《玉历宝钞》等配有图画的善书流传,图画直观生动,不受知识水平的限制,易于通晓,令阅者触目惊心,然后观感兴起,具有良好的劝戒效果。而随着圣谕的颁布以及各地宣讲的展开,在圣谕通俗化的过程中,用俗语注释、演绎圣谕,并辅以因果报应故事的新类型劝善书也相继出现,即所谓的圣谕宣讲类善书。清代善堂善会的发展以及慈善活动的开展,使得辑录善会规约和善举章程的新型善书得以可能,如清同治年间余治辑录《得一录》、光绪年间丁丙辑录的《乐善录》等。其他利用仙佛降乱、因果报应故事、俗歌等内容和形式创作的善书在这一时期也都蜂拥而出,丰富并充实了清代的整个善书体系。

　　在具体内容上,善书不仅有普适性的道德条款,而且也出现了针对不同阶层和职业者,更为具体的劝戒内容。既有官绅吏役所应遵守的规戒,更进一步涉及农工商贾所应遵行的道德规范。善书所列的道德条目,与庶民生活紧密联系,几乎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从明清时期儿童的蒙学读物,到佛庙道观派发的宗教类劝善书,到学者案头各置一册的善书,无不说明这一时期善书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众的日用伦常,而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思想、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有学者曾总结说,“善书作为集原始信仰、伦理价值观和社会关注于一身的文献,成为帝国晚期宗教思想史和社会史交叉研究的极好材料”。

　　善书的撰辑和刊刻,目的是为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因此善书在中下层社会起到了教化作用,在提高社会道德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上也功不可没。善书流通的意义,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其意义不但是一种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的灌输与约束,而是经过潜移默化,使人们能够按照善书的要求自觉实践道德,从而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摘编文献：张袆琛著《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