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作为并世显学的学派，既具有非常明显的道德至上的理想追求，也致力于经世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子从当时社会下层小私有者的立场出发，提出“兼爱”思想，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苦行实践“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家的思想体现和代表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立场与诉求，蕴含有独特而深刻的人文情怀。虽然因为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之际社会底层民众的愿望而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印记，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学界在探讨我国古代慈善思想的渊源与理论基础时，往往只是着眼于儒、道、释三家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将三家思想视作古代慈善思想渊源的全部，严重忽略了墨家思想文化中的慈善精神内涵。正是如此，笔者拟就墨家思想与慈善理念之间的关系作一梳理，以期对传统思想体系与慈善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完整。

　　一、“兼爱”：墨家慈善思想旳理论基础

　　墨子所建立的墨家思想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命题是“兼爱”他通过思考当时诸侯纷争、天下大乱的现实， 将根本原因归结于“天下之人皆不相爱”，进而提出“兼爱”的主张，并作为救世之良方。《墨子》云：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兼爱上》）

　　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兼爱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的意义。在他看来，兼可以统诸德，能行兼则自然惠、忠、慈、孝、友、悌诸德自然齐备，而不必一一用力。二是强调兼爱为天下治乱之枢纽，认为诸侯纷争、天下祸篡怨恨，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相兼爱，能兼爱则一切扰乱，自然无有，天下自然大治。墨家的“兼爱”思想，具有较为彻底的平民化立场与性质。正是这种平民化立场与性质，透露出墨家对“农与工肆之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注和悲悯情怀，传递出墨家文化与慈善思想之间内在的关联， 从而赋予了墨家思想文化以鲜明的慈善精神。

　　二、“ 尚同”： 墨家慈善思想旳社会理想

　　大同思想，原是儒家思想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之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内容之一。《论语季氏》中，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率先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又充满温情地进一步描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至此大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悬置于人们心中的理想世界。

　　作为与儒家思想渊源颇深的墨家，也有“尚同”思想。墨子提出“尚同”以为社会理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下层人民朴素而又美好的生活理想，充分体现了墨学的平民性质。墨子论天之意时有这样一段话：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若国家治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交四邻。诸侯之冤不兴矣， 边境兵甲不作矣。内有以食饥息劳， 持养其万民， 则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顺天之意， 奉而光施之天下， 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天志中》）墨子的这番话与儒家所勾勒的美好的大同世界，是何其相似，而我们从中自然不难体会到墨子的世情怀，以及对社会下层“农与工肆之人” 所怀有的一份悲悯与同情之心！

　　三、“ 行义”：墨家慈善思想旳践行方式

　　“义”是处理以利益关系为本质的群己关系时的道德律令与当然之则。孔子提出“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孟子提出“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皆赋予“义”以内在价值。同样，墨子将求国家人民之大利作为学说之根本，故也十分注重“义”， 视“义”为“天下之良宝”（ 《天志上》），甚至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者，正也。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天志下》又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天志上》）将“义”提高到关涉天下治乱兴衰甚至存亡的高度。墨子将“义” 作为衡量人的一切行为是否合理的尺度，主张“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尚贤上》。墨子不仅在理论上高举“义”之旗帜，更注重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行义”，弘扬、落实“义”的精神。他又以“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 为君子立身行事应该依循的“四行”（ 《修身》）， 强烈反对为富不仁，明确主张“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 《修身》）。

　　墨子认为义事并无小大之分，重要的是每个人要尽己所能去做， 只要有益于他人，即便是平常之事，也皆是在做善事、在行义。墨子特别强调行义者要具有一份担当精神。

　　通读《墨子》，我们可以鲜明地体会到，比之儒家、道家，墨家具有更为强烈执着的救世意识，对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更加积极。墨家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刻苦力行、万死不辞的行为，虽然确乎酷不人情，但这种不人情，苦的是自己，成就的却是天下公平道义和万民之利，包含有一种对人民尤其是下层百姓的博大之爱在内，体现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和人格，对后世在灾难面前民间合力互助、扶弱济贫的人道主义精神情感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也鲜明地体现了博施广济的慈善精神。

　　总之，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墨子所创立的以兼爱为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由于立足于社会下层百姓， 其思想天然地带有同情弱者、追求人人平等以及兼爱众生等内容。站在慈善理论的角度看，具有鲜明的慈善内涵。应该说，墨家的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慈善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丰富了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理论内涵，并与现代新慈善理论义有相通。

　　摘编文献：阮堂明著《墨家文化与慈善思想》，载《中国苏州第三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