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儿院，相近的名词还有惰儿院和贫儿院，其职能主要是以收养贫困儿童，并教以谋生手艺或知识。类似的组织并非民国时期才产生，如宋朝有官方设置的养济院，清朝有惰儿院这样的机构。这些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社会，却很少被人注意到。

　　民国时期，在江南地区逐渐兴起的苦儿院、贫儿院中，苏州苦儿院和上海广慈苦儿院因其创建较早、经营状况良好、成绩出色而影响广泛。其后镇江、扬州、皖省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苦儿院，有的也取得了不菲成绩，但却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解散，如镇江苦儿院。苦儿院的力量虽然衰微，却是当时慈善风气的一个体现，它是近代慈善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是如火如荼的民国慈善事业最具象的个体。

　　江南地区苦儿院的实践及其特点

　　苦儿院的管理体制一般是董事会制度。苦儿院在人事上的自由程度尚不明确，但在一些章程的变动上，还需要上报政府机关备案。但在日常活动中，苦儿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民国时期的苦儿院具备教学资质。由于时局动荡，苦儿院常常不得不接纳大量的儿童。苏州苦儿院在发展初期的规模便已不小，“约有男学生二百人，女学生二三十人。” 这些无依儿童“大都鼎革时死伤兵士之裔”，乃是动荡社会的切实反映。苦儿院虽然建立时间不久，但已经名满江南。苦儿院占地约三四十亩，建有工场、寄宿所。至1923 年，操场等设施已经完备，苦儿院也因场地的便利多次成为大型展览的举办地，如1929 年苏州国货流动展览会、缉私营会操等。

　　苏州苦儿院的社会定位介于福利组织与学校之间，不同于现代的福利院，它具备一定的教育能力和资质。苦儿院常年与诸多学校联合举办活动，同时，还以教育机构的名义参与江苏省职业教育谈话会。苦儿院采用了“半日读书，半日习工”的教育模式，学制为六年，苦儿院的学生在前四年学习文化课知识，后两年学习工艺技术。文化课程覆盖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还从南洋公学请来教习教授英文课。除了正常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是苦儿院的重点，家具木工、皮革制造、藤器竹器这三门技术是工艺课的内容。至1917年时，苦儿院还培养出了多名机织技工，并且凭借工艺品在1915 年巴拿马赛会获得奖励。

　　在生员收养与教化上，广慈苦儿院与苏州苦儿院并无太多差异，院内收留苦儿约一百五十人，“分配入竹工、木工、缝工、织工等工场实习，并教以书算。” 除了授艺之外，苦儿院还有参观旅游等活动，配备的军乐队也经常出现在上海各大活动之中。广慈苦儿院成绩卓著，至1932 年，“贫儿、苦儿服务于社会者不下千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教会背景，镇江苦儿院“无论男女学生，均系半日作工，半日读书。” 教会学校向来有破除“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苦儿院这种具有办学性质的机构同样继承了下来。在思想变革方面，教会慈善机构有不可取代的积极意义。

　　苦儿院的工作人员也是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下表是皖省苦儿院和苏州苦儿院主要的工作人员：

　　从上表可以看出，苦儿院的人员设置主要包括行政与财政、教学、内务三大板块。其中，教学又分位文化课教学和技工教学。半日学习、半日习工的制度在苦儿院中广为推广，从两所具有代表性的苦儿院的人员设置中可见一斑。

　　依靠自强的精神和社会各方的援助，苏州苦儿院取得了微弱但却不容忽视的成绩。至1931 年，“历届毕业生服务于各界者达数百人，均能自立谋生。”广慈苦儿院也成绩卓著，至1932 年，“贫儿、苦儿服务于社会者不下千余人。”

　　作为一种收容、教化类的慈善组织，苦儿院绝非民国时期首创，也并非唯一具备此职能的慈善组织。由于资料缺乏等问题，对比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同类型机构有一定困难。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不论是江南还是北京，苦儿院、贫儿院乃至贫民习艺所等类似的收容机构在设置思路、管理上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如熊希龄在北京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也遵从了“半工半读”的思路，有志进修的毕业生同样有机会深造。这也是近代新型慈善发展的境况下，慈善机构创办和经营思路逐渐专业化和趋同化，如“教养兼施”几乎成为此类慈善组织的共识。

　　苦儿院与传统慈善机构之比较

　　苦儿院的规模往往很小，一般都维持在百人左右，其中皖省苦儿院的规模达到了300 余人，在苦儿院中属于个例。苦儿院广泛分布于江南地区，苏州、扬州、镇江、上海、皖南等地都有著名的苦儿院。据统计，单单上海地区的儿童教养机构至少有11 所，皆是创办于1911至1937年，大部分都是以贫儿院、苦儿院、孤儿院为名。江南地区之外，著名的苦儿院不多，陕西耀县等地也有设置。

　　从创办角度而言，苦儿院的创办具备了民间创办、教会创办的特性。民国时期同样有数量众多的寺庙创办的收容机构。与传统慈善不同的是，苦儿院与官方发生的牵连较少。在苦儿院的创办、运营中，政府既不能成为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也不能成为苦儿院的首要管理者。迫于财政压力，政府拨给各机构的善款数量有限，如每年赤字接近五千金的广慈苦儿院，江苏省提供的仅仅是“补助三千元，分季领。”但凡大型的慈善组织，都是由慈善家或文化名流奔走组织，政府仅仅是事后予以承认，如胡二梅创办数年的赤十字社，至1912年才由临时政府内务部批准创办。传统慈善环境中，社会资金由政府引导，慈善组织的创立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这与民国时期的慈善环境大不相同。

　　就运营理念而言，苦儿院与传统慈善机构也多有不同。单就苦儿院的前身栖流所讲，其主要职能是收留乞丐，“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递回原籍安插，其馀归入栖流等所管束。栖流所有着控制流动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等诉求，虽然行使着收容的职能，实则还担负着监管的责任。至于近代，“养教兼施”观念才流行起来，贫民习艺所和苦儿院也得以产生。而传统慈善机构则是有明确对象的单纯救济。虽然有教会指导创办苦儿院的个例，但从苦儿院普遍的课程设置来看，文化素质与手工技术才是此类机构所认为的必须的素质。此外，苦儿院教学、后勤、行政三大部门俱全，与当代学校部门设置已相差不远。

　　就慈善诉求而言，苦儿院的建立早已摒弃了明清善会、善堂中弥漫着的儒家道德约束和“积阴功”的风气。如专供寡妇守节的清节堂，既免去了妇女的生计之苦，也使妇女在主观上满足了守节的需要。但从客观上讲，这体现了儒生道德语境下的性别观，而这种性别观在当今民国时代至当代的视角下无疑是滞后、腐朽的。如前所述，苦儿院的建立完全是民间力量自行聚合的结果。在大灾大难发生、社会剧烈变动后，苦儿院的数量便会增多。在社会稍显平稳的时候，苦儿院同样能够收养、教育贫民家庭的子女。这种专门化、去道德功利化的慈善是民国时期苦儿院进步性的体现之一。

　　最后，从思想进步的角度来说，苦儿院及相关的慈善机构有助于推进人民思想进步及社会风气改善。部分苦儿院及收养教育机构有基督教背景，其在破除如男尊女卑之类的旧思想有一定的功绩。同时，在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中，济婴、济贫和济鳏寡是救济事业比较重要的版块，针对贫苦青少年的慈善机构是一大短板。在溺婴、弃婴等陋习慢慢被摒弃的近代，收养教育类的机构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短板。如赵宝爱所研究，民国时期慈幼事业的一大突破，是从法理上确定了儿童的权益。 而蔡勤禹的研究则认为，培养人格健全的人是儿童收养、教育机构的原则。

　　总而言之，苦儿院传承了部分传统慈善的特征，它规模较小、却遍布江南地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传承了明清时期善堂独立的特征，同样是社会资金聚集的产物，却很少受到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苦儿院以其收养机构和教育机构兼备的资质为社会培养人才，并从源头上减少了社会流动人员，从侧面维护社会稳定。与明清传统慈善机构相比，苦儿院去除了那些道德功利的部分，对待接济对象也少了道德评判的角度。苦儿院的创办者们为了支撑这份事业，不惜变卖家产、抵押宅地，如熊希龄和沈葆义。这种单纯、直接的慈善观念和务实、踏实的慈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了民国慈善风气的一个侧面。（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胡勇、隋雪丽、杨翰林著《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苦儿院初探》（1912—1937），载《东方论坛》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