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的慈善思想、慈善活动均肇始于东汉，之后在魏晋至南北朝形成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佛教慈善亦逐步兴盛。佛教慈善思想主要是佛教的慈悲精神、因果报应学说和福田思想，这些思想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类似理念相融合，构成了佛教慈善活动的动力机制和直接起因。在此基础上，佛寺、僧侣和信徒广泛开展慈善活动，涉及济贫赈灾、施医给药、建立慈善机构等诸多方面，在这一动荡时期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效果。

　　魏晋南朝时期的佛教慈善活动

　　魏晋南朝时期，佛教寺院、僧尼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活动，主要表现为济贫赈灾和施医给药。

　　济贫赈灾。这一时期的各种灾害和战乱使得百姓普遍贫苦，奉行慈悲理念的佛教徒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进行济贫事业。僧尼和佛寺济贫赈灾的财物，往往来自统治者的赏赐和官吏民众的布施，由僧人济贫赈灾进行再分配时主要对象则是贫苦民众，有时也专门布施给一些特殊的家庭和个人。

　　施医给药。疾病和瘟疫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许多僧人精通医术，免费治病救人，此类记载甚多。许多高僧重视医学研究且医术高明，甚至流传下大量医方。由于僧人医者多所救治，赢得了民间的信赖，当时的贫病百姓遭遇疾疫时，往往求助于僧人和佛寺，僧人寺院也心怀悲悯、义不容辞地进行救助。

　　建立慈善机构。除了僧人佛寺的济贫赈灾和施医给药之外，这一时期的慈善举动还有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慈善救济赡养机构六疾馆和孤独园的建立。南朝齐梁间，六疾馆和孤独园出现，救助孤独无依的老人、儿童和病患。六疾馆和孤独园的建立，体现了南朝时期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官府和民间对慈善活动的重视，是中国慈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北朝时期的慈善活动

　　北朝时期，社会上佛教传播广泛。北朝历代统治者如北魏文成帝、孝文帝、周文帝等多崇佛，舍宫苑造佛寺，以僧人为国师，大力建寺造塔开凿石窟。君主好佛，天下风从。举国上下，上到王侯将相下到普通百姓，多数皈依佛教，心仪释法。这一时期，僧尼佛寺举办了诸多的佛教慈善活动，主要有救济贫穷、赈救灾荒、医疗救济、建义井和救济狱囚等。

　　救济贫穷。释道宣所著《续高僧传》中记载了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的慈善事迹。他于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来到北齐京师邺城，受到文宣帝的格外礼遇。他“好起慈惠，乐兴福业”，所得的供禄都不自用，而是对贫民百姓广施恩惠，“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囚系畜咸将济之”。北齐比丘尼法行，“遭时大俭，施靡粥于路”，救助百姓。高僧昙延为北周开国者宇文泰礼敬，为其建云居寺，被周武帝奉为“国统”，受到周隋两代供奉。昙延“凡有资财散给悲敬，故四远飘寓投告偏多”，只要有资财就会散发给信众，很多百姓从四面八方投奔而来，使寺院储存的粮食经常面临短缺，皇家供奉也总在缺乏时如期送到。北朝由国家供养僧众的事例很普遍，寺院经常把一些蓄积储存在库藏中以供自用和救济百姓。

　　赈救灾荒。每逢天灾人祸，佛寺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灾民赈济。《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北魏文成帝时，灾害频发，沙门统昙曜上书奏请设立僧祇户、缴纳僧祇粟的制度，用以赈救灾荒。到北齐时期，佛寺救济和僧祇粟制度救灾济贫的作用仍然被社会所公认。

　　医疗救济。在北朝，以医术救治百姓仍然是推广佛教的重要手段，也是佛教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有许多僧人和佛寺以医术名声广播，民众多来求医。北周时期，僧人释僧崖“无所吝惜，或有疾病之处，往到无不得除，三十年间大弘救济。北齐僧人那连提黎耶舍还在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作为收治传染病人的病坊，“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按照男女和病症轻重分别区域进行照料，有利于诊治疾病，也防止了传染病的传播。北齐著名僧人释慧光专门负责膳食的弟子凭衮“攻击病源，深明要害。我为有本，偏所长驱。每有名胜道俗，来资法药，衮随病立治”。这一时期僧人佛寺医疗救济的规模很大，北魏沙门惠怜治疗的病人每天都成百上千，北周僧人释僧崖三十年从事医疗救治，救助病人的数量也很巨大。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佛寺及僧人还进行了建井造桥、救助狱囚的慈善活动，不仅是慈悲思想的践行，也兼具了教化宣传的功用。

　　结语

　　东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慈善在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促进了佛教慈善的繁荣，成为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慈善思想以慈悲精神、因果报应学说和福田思想为主，慈善活动范围宽广，涉及到慈善宣传、救济贫乏、施医恤病、赈济灾荒、建义井和救济狱囚等诸多方面，对当时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效果。（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许秀文、王文涛《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慈善的滥觞与发展》，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月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