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仔细研究相关文献，认为敦煌的民间结社多与寺院没有关系，有的僧人参加民间结社，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并不代表寺院。民间结社与寺院在上香、燃灯等事项上发生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不是隶属关系。

　　民间结社是一种互助团体，在结社内部，自愿是最基本原则，是否从事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仅仅是一种选项而已，可以选择同样也可以选择放弃。结社与寺院的关系，也是如此。

　　就唐宋时期的敦煌民间结社而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丧葬互助。在各类结社文书中，不少社条涉及丧葬互助内容。正如宁可、郝春文先生指出的，“丧葬互助不仅是敦煌社邑经济、生活互助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敦煌社邑盛行的重要原因”（《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

　　丧葬互助，是民间结社生活互助的主要部分。这除了证明厚葬风俗的强大存在以外，也证明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丧葬是生活中需要付出最多的事情。

　　敦煌的民间结社，另一项更经常的集体活动是宴饮和祭祀。每逢二月、八月传统的社日，社内成员通常要集会，宴饮之外是祭祀，都是集体活动，要求成员必须到场，交纳物品也提前通知。这其实是集体性的消费活动，祈祷社神保佑丰收与社人之间加强联络。究竟哪一方面更重要呢？社条之中，经常强调的观念是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志。所以，结社也可以看作是朋友的集合体，除了亲戚之间的结社外，一般的结社都是超越血缘的社会团体。在这种集体消费的活动中，即使有祈神的活动，其功用仍然有强化社人之间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也是社人集体活动内容之一，虽然不同的结社相关活动所占比重不尽相同。敬神是功德，施舍寺院也是功德，本质上跟祈祷社神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各个结社同样要求社人必须到场，按照约定交纳物品，所以燃灯也好，印像也好，或者帮助寺院劳动也好，都是集体活动，都有共同消费的意义，都有加强内部联系的功用。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佛教信仰，很可能会对社人的这类活动产生误解。如果这种活动让社人产生过重的压力，他们会选择放弃。

　　现在看来，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民间结社属于少数，比较多的情况是生活互助为主的结社也有敬佛的活动安排。但也有一些结社是专门从事佛教活动的结社，如博望坊女人社。这个13人的女人结社，每年只有一次聚会，就是上窟燃灯，而且事先规定好，三年后即行解散。一些因为要修建佛窟而组建的结社，也有因事结社，事了社散的特点。对于修窟社而言，修建佛窟事毕，其功德即圆满，临时组建的结社也就完成了使命。

　　从寺院立场观察，当然希望民众崇敬佛教，而且一定是多多益善。他们也会采取一定办法吸引民众，甚至希望民间结社成为自己的外围组织。但是，所谓外围组织，应该是相对核心组织而言，其中核心组织对其应该有一定的强制性。佛教寺院有什么手段可以实施于民间结社呢？民间结社是民众的自愿组织，社人对于自己的利益应该很敏感，成员之间的影响也是相对的，因为社人拥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权利，其利益不用他人代表。所以，佛教寺院与民间结社之间，会有影响、吸引和协商，甚至订立彼此支持契约，但是强迫是难以想象的。

　　民间结社的自愿与自由，决定了它们与佛教寺院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对此，前辈学者也有同类看法，宁可先生在考察敦煌民间结社的特征时指出“社的宗旨、职能及社人的权利义务已非纯依习惯和传统，而是采取社条、社约的社会契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并可由子孙继承”。“这一方面反映了其自身在历史演进中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时期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关系盛行，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削弱，门阀世族制度衰落等社会变化的反映。”（《论“社邑”》）宁可先生总结敦煌结社特征，发现了“社会契约”的普遍利用，进而认为这正是以契约社会关系发达为前提的。姜伯勤先生也重视结社反映的契约问题，姜先生指出：“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私社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窥知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令人惊异的现象。唐代以至明清，专制王朝在诏敕中累有对民间结社的禁令。我们似乎还没有看见另一个时期的‘社’的组织，像敦煌诸社这样普遍地赋有私人性质、契约性质……敦煌文书中所呈现的私人性质和契约性质，反映出唐宋变革中曾经出现而又悄然消逝的传统。”（《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姜先生直接认为敦煌结社是私人性质，是契约性质，并且引用著名法学家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观点，认为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转变，是唐宋变革过程中的一个表现。（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孟宪实著《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