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典故
当今社会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提倡社会事业,其具远大眼光者,莫不注重提倡教育,培养人才。武汉宗教界团体,无论是拥有丰厚庙产的中国传统宗教还是想借助教育传播福音的基督教,早在近代就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们积极兴办教育事业,期望若干年后,能有相当的收获,既为教育贡献一份力量,又能达成自己的宗教目的。
民国高僧慈航法师曾经说过:"慈善、教育、文化"是佛教的"三大救生圈",从佛教界积极于教育和文化的慈善利生事业,可见一斑。了尘和尚在汉口九莲寺于民国十一二年曾办有华严学校,由慈舟、戒尘二法师任教,课程内容为讲华严经和其他经论,后因故停办。1922年,太虚法师主持武昌佛学院,内设大学部、中学部、研究部和小学部等。1926年秋,受北伐战争的影响,佛学院经费没有着落,院务趋于停顿。1928年,在武昌千家街佛学院内,另组新董事,重新立案,恢复小学部,定名为私立武昌佛学院,附设贫民小学校,招生65名,内含12名女学生。校董会由王森甫等担任,负责筹款经费,每年约投入480元,教职员完全义务,所有学生的学费、书籍、茶水等项,概由学校提供,其中两名无家可归者,在校膳宿。学校运营的费用主要由本校校董事会成员月捐筹集。该校学生生源比较广泛,以武汉户籍为主,还有湖南、安徽、江苏等户籍的毕业生。
1931年武汉大水退后,一部分灾民回乡,但还有三十万余灾民分住武阳夏三镇,而一般失养失教儿童尤为凄惨。朱子桥先生来汉查灾后,即与正信会王森甫和商会主席贺衡夫、黄文植、周星棠等筹商在各灾区办灾童识字小学二十所,以学代赈。每名灾童读书一日即发钱二百文,三个月毕业,当即推举王森甫理事长主其事,释法舫、汪奉持、王达五等五人为常委,设总办事处于正信会,因灾民孩童颇多,汉口佛教正信会分途考察之后,在武汉各灾区设立灾童识字小学,开十校,收灾童二千五百余人,其生源以武汉镇居多,每校请训育员一人、教员一人、校工一人。训育员由出家僧众担任,教员在灾民中考取,教授内容为千字文、党义和一小时的浅近的佛理。此外,汉口佛教居士林在朱家巷上首上元会和五马路道运化学社内办有两所初级学校,后均交公办。武汉佛教寺庙兴办的小学有归元寺小学、十方小学、圆照小学、九莲小学、弘化小学、大雄小学、栖贤小学等。据载,没口佛教正信会曾经兴办佛化学校小学部,后来因为入学者成绩优异,远近子弟求入学者多。但因额数限制,不再收录学生。但为推广利世起见,佛化小学曾特别増设一个班级,扩大招收学生的数量,并特地建造洋式新教室两所,为孩子们的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由此可知,佛教界兴办教育有方,深得民也。此外,佛教界也曾积极筹办武昌贤宗初级学校、武汉佛教图书馆、佛教博物馆等促进武汉文化事业的发展。
道教在近代武汉教育慈善方面的记载相对较少。《武汉市志》载:清光绪年间,元妙观主持向武汉三镇的富商巨贾募集教育资金,在汉阳东口外玉皇阁内添置房舍,开办蒙学堂,共招收60名学生入学。对于无力入学的贫家子弟,则各项应用器物都由学堂发给,有能力自备资费的,每月收1000文,概不多收。自民国初年以来,武昌长春观即在来鹤轩道院举办贫民学校,招收对象常常是贫寒人家的孩子,并赠送书籍、本子等用具。1927年,长春观在大东口外也办有一所贫民小学,方便附近贫苦家庭的孩子入学,武汉解放后由政府承办,即现在的大东口小学。道教在教育方面的慈善活动较少,一方面在于道教特定的教育方式是讲究自修自悟,重视经诰宣教,一般是师徒相授、口耳相传、不记文字。道教既没有规范的教育形式,也很少组织教众学习;另一方面在于道教更倾向于医疗方面的慈善事业,认为减轻病人的痛苦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佛教和基督教。
1861年,汉口成为商埠后,基督教传教士以兴办学校作为传教的手段。武汉基督教会在教育方面一开始采取的方式就是兴办义学,学费全免。基督教义学主要教授基督教《三字经》和圣经中的故事,不仅向武汉儿童灌输基督教信仰,而且还借此与儿童家长联系,想要借此站住脚跟和壮大教会的声势。据统计,1869年,基督教在武汉地区创办的义学共招收到208名学生,19世纪90年代,学生数量上升为621名,虽然基督教义学招收到的学生还不是很多,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热情。基督教在每个礼拜堂旁边设立义学成为惯例,这种学校在19世纪一直是免费的。“据1921年教会数字资料反映,武汉基督教学校学生约占当时全市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武汉基督教教育发展速度之快和当时的兴盛程度。
基督教会对近代武汉教育的特色之一,是重视女子教育并建立了女校。1868年,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在武汉地区开办最早的女子学校——武昌戈甲营女塾。随后,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了布伦女校。从1870年开始,基督教会陆续创办一些膳宿学校,由学校提供饮食和住宿,吸引了很多城乡贫苦家庭子女入学。教会学校的另一特色,是基督教注意到很多被中国教育所忽略的方面,特别兴办了很多瞽目学校和聋哑学校。1888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创办了武汉地区最早的训盲书院,专门救济盲童,并培训他们习得一技之长,可以独立生活。艾瑞英牧师于1919年和1932年先后创办了武昌瑞英瞽目学校和武昌聋哑小学,招收的学员分别是妇女和当地聋哑儿童,这对武汉的贫苦人家和有缺陷的儿童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1871年10月,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校址原在武昌横街头,后迁到武昌的花园山,即现在的昙华林。文华书院开办时,全部学费由教会供给。学校对学生管理特别严格,平时不准出校门,功课虽然包括了经学的内容,但更注重英文和数学,此外,教会学校的所有学生,不论信教与否,一律都要参加宗教活动,不得违抗。文华书院于1903年分设大学部,1905年正式命名为文华大学校。1924
年在武昌文华大学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华中大学,起初学校经费大部分由圣公会、循道会、伦敦会等教会支持,后来学校争取自立,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束缚,主要靠争取捐助和学生学费经营,虽然经费减少,但是学校是稳步向前发展的。基督教教会在汉阳办有中学3所,小学2所,识字班1所。1896年,循道公会在西大街创办训女书院,内设附属小学,1912年改名为私立汉阳训女女子中学。循道公会还在七
里庙朱家湾办过1所乡村小学,在郭家大巷办过1所识字班。1897年,英国伦敦会在武昌曼华林开设私立懿训女中,该校于1922年迁至汉阳东口,易名为懿训女子学校。辛亥革命前后,基督教各派在武汉兴办的学校大量増加,1913年,基督教在东正街开设培真小学;1915年,美国圣公会在晏正街陶家巷口创办益智中学,抗战时期停办。1927年,“非基运动”后,教会学校的校长不再由外国人担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宗教活动及其课程。1947年,中华基督教会汉口会区在汉阳东正街开办私立辅仁中学。武汉抗战环境下,大部分教会学校西迁,武汉的教会学校开始走向没落直到武汉解放后被政府接管。
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始于1839年,即蒲伦博士设学校于澳门,初始目的并不在于教育人才和促进中国教育的进步,而是想以学校作为辅助手段,自幼稚园到大学,广泛宣传福音。在武汉亦是如此,基督教办学也是发展教会和吸引教徒的重要传教手段,但客观上却起到了引进"新学"、培养教育人才、促进中国教育体系发展和完善的作用。(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李晓梅《近代武汉宗教慈善事业研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