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两地历史上的慈善活动向来比较发达，且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进入近代、民元建立以来，两地的慈善组织不仅赓续承载着赈灾救荒、扶弱济贫的重任，而且两地慈善事业的联系比较密切，互动相当频繁，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总体来讲，京津地区慈善事业发生互动关联的突出表现就是，一批曾活跃于北京政坛的晚清遗老和民国退职军阀等，不少人在晚年长期寓居天津，日常醉心于佛老之道，尤其是在华北沦陷之后反倒晚节弥坚。他们和其他众多的绅商或官宦纠合各方力量，在京津两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慈善活动。这些社会名流或精英人物利用手中掌握的优厚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本，联合两地的慈善组织或机构，积极协调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持续开展规模较大的慈善救助活动，效果非常显著，影响也很深远，他们的殚精竭虑和善行努力值得历史铭记。

　　在京津两地慈善事业发生相互联系与影响的过程中，有着精彩表现、且作出突出贡献的显要人物。其中，当首推曾任民国初年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他在组织赈济1917 年顺直水灾、创办北京香山慈幼院、主持世界红卍字会等慈善活动中，均得到京津两地绅商和官宦在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鼎力支持。例如，1917 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天雨连绵，京畿一带倾成泽国，灾民逾600 万，“为五十年来所未有”。熊希龄此时正隐居天津，寓所被洪水吞没。他当即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募得捐款万余元，交由京师警察厅购备粮食，运回天津赈济。熊希龄还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先后办理30 年，培养学生总计6 千余人。显见，他以一己之智、举万众之力极大地推进了京津两地慈善事业的联动发展，他在两地均留下了慈善救助的丰富的历史印迹。

　　除熊希龄以外，朱庆澜也是活跃在民国时期慈善领域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朱庆澜在清末曾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并深受赏识。民国以后，历任黑龙江省将军、广东省长等要职。民国十四年（1925）脱离政坛以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担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具体在京津两地，朱庆澜从事的慈善救助活动主要有：1927 年山东发生大旱，朱庆澜发起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平津等地慈善机构积极募捐款项，援粮18 万担，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万余人；1928 年，朱庆澜还以个人名义向天津著名慈善组织南善堂即体仁南善社捐洋7000 元作为基金，该社由此经费尚为宽裕 。1928 年二月，朱庆澜与杨万春、朱绍阳等人鉴于各地灾难频仍，爰集同志发起成立五台山普济佛教会， “以弘扬佛法、实行慈善为宗旨”， “其施赈范围之广，于各慈善团体中首屈一指焉”。朱庆澜与熊希龄在京津乃至华北地区的慈善救助业绩，堪与比肩、灿若双星。

　　其他社会名流和官绅、绅商的身影也频繁闪现在京津两地的慈善事业中。他们对于京津地区慈善事业发生密切的互动与联系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二，不少全国规模的大型慈善组织或者京津地区自成规模的慈善组织，同时在京津两地开展慈善救助救护活动，或者在两地开设分会或分支机构，积极撒播仁善互助的种子，给无数的普通民众带来生活的希望。例如，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之一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专事兵灾救护和灾荒赈济的人道主义组织，战事救护是其神圣职责且有不俗表现，在战争尤其是抗战期间，红十字会北平分会与天津密切合作，开展过一些战地救护及救治伤病人员的活动。1926 年，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医院由战时救伤医院改组而成。1928 年，总会随国都南迁而筹建北平分会，遂将红十字会北平医院交给北平分会。1931 年11 月到1934年5 月，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曾多次协助上海、天津红十字分会，帮助运送来自绥远、陕西等地的灾童与伤员返回原籍。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占领华北，7 月底天津发生战事，“死伤枕籍，荡析流离”，将近6000 人顷刻沦落为难民，天津慈善事业联合会会同京津各慈善团体和绅商善士设立了40 处难民收容所，供应饮食及医药。中国红十字会还成立临时医院，死亡者则有天津的抬埋善社进行掩埋。两地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也积极联络与相互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救助救护活动。

　　第三，民国年间，京津两地一些较大规模、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慈善组织，不仅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相互模仿和借鉴，有些还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从仰慕到反思、从对抗到合作、从模仿到扬弃，内里关系可谓复杂、微妙，它们的关联与互动清晰地凸现出，近现代中国在激烈转型时期的时代最强音——民族主义对慈善救助事业的深刻影响。

　　就传统慈善组织而言，天津地区成立较早的慈善机构育婴堂，自乾隆年间成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直由长芦盐商经办。20 世纪20 年代以后，由于政局多变经费时常不足，加之当时政府有意加强对民间慈善机构的监管，育婴堂遂由天津市社会局接办。

　　广仁堂也是天津慈善界的重要力量之一。天津广仁堂，又名天津河间广仁堂，是李鸿章、郑观应等人会同地方士绅于光绪四年（1878）主持设立的一个综合性慈善救济机构。自成立以来，广仁堂即对北方各省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受其影响，盛宣怀在北京设立了京都广仁堂，其组织管理基本模仿天津广仁堂的做法，该堂“参照天津广仁堂成案，凡孤儿之无依无告者，均准收养”，“专为各省难孩流落京师而设”。京都广仁堂采取官督商办方式，对孩童分别教养，教养内容和内部设置与天津广仁堂并无明显二致。

　　以育婴堂与广仁堂为代表，京津两地招牌式的传统慈善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与参鉴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发生密切关联与互动、且深切映照近代时代主题的慈善组织，还是以两地卍字会系列慈善组织的表现尤具典型意义。

　　民国年间，京津两地曾活跃有红、黄、白、蓝卍字会系列慈善组织，它们既非特殊个案，亦非昙花一现，曾开展众多慈善救助活动，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更重要的是，诸组织之间实际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丝缕联系。（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王娟、许婉萍《民国京津地区慈善事业互动关系初探》，《东方论坛》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