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为成熟，唐代在开国后实行的恤民政策以外，在佛教影响下建立并推广了“悲田养病坊”。宋代继承唐代的慈善政策，在原有基础上丰富了慈善机构、扩大了救济范围、加大了对慈善事业的控制力度，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宋朝特色的机构，如福田院、养济院、举子仓、漏泽园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对“唐宋慈善事业变革”的探究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慈善救助史的发展和转型，更好的反思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在我国古代出现得较早，至唐宋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本文在前人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唐宋时期慈善事业在性质、类型、特点等方面的差异性。

　　一、唐代病坊的流变

　　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与佛教有着直接的关系，出资创办者往往是佛教信徒，受其“生生思想”的影响创办慈善机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在开国以后，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秩序的“安人宁国”政策；另一方面在继续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的慈善活动的同时，也因时而变，作出相应调整。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的创建。

　　唐代悲田养病坊由佛教寺院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唐会要》记载：“至（开元）一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

　　唐肃宗至德二年，又在两京诸市设置了普救病坊。会昌五年，武宗下诏拆毁天下佛寺、伽蓝，勒令大批僧尼还俗，“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遂命两京诸州各给田地若干顷，以充粥料”，可知在武宗灭佛以前，病坊一直有寺院为主导。其后为了进一步发挥病坊的作用，病坊由京城遍及地方，管理也由民间转至官方。至此，唐代病坊一直延续到了唐末。

　　二、宋代慈善的流变

　　北宋立国200多年，其慈善事业在对唐制损益的基础上，多有创获。北宋前期典型的慈善机构是在京师设置的福田院，用以收容孤老、乞丐及残疾之民。此外两宋时期还创建了收容、养老类的机构——居养院、广惠仓、养济院等。

　　养济院作为慈善机构的名称，最早始见于金朝初年。北宋未见设置，南宋始置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最初在临安府设置，后来遂扩大到其他地区，所谓“诸路州郡皆有养济院，以处鲜寡、孤独、瘩聋、踱睽无所依倚之人”。

　　创办育婴类慈善机构——举子仓、慈幼局等。举子仓始置于南宋，主要是针对民间生子不举的现象而兴办的一项善政。淳熙中，赵汝愚任闽帅时上奏孝宗，请求设立举子仓。慈幼局亦创办于南宋时期，主要是解决灾荒年贫民遗弃儿童的收容问题而专门设置的。

　　创办医疗机构——安乐坊、安济坊、施药局、安养院等。安乐坊是宋哲宗时苏轼任职杭州时所创，出私费五十金，买田出租每年可收米千解，作为其经费，仍以僧人主持，三年医治千人者，奏请朝廷赐紫衣及度碟一道。至徽宗崇宁二年时，改称为安济坊。施药局始置于宋理宗淳佑九年正月，是南宋在临安府设置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慈善机构。如果说施药局是南宋建在都城临安的医疗机构的话，则安养院是其建在地方的类似机构，不过其功能除了诊治患者外，也兼具收容贫民的性质。

　　创办专门的丧葬机构——漏泽园。有的地方择高原不毛之土，有的择废寺庵之地，或择荒芜无主之地，或私人捐献的土地，或为绝户之田。

　　三、宋承唐制多有创新

　　唐宋慈善事业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宋在唐的基础上，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丰富发展、功能上的细化、影响力的扩大。

　　唐代的慈善机构比较单一，病坊尽管有悲田坊、普救病坊、养病坊等不同的称呼，但本质是一样的。其社会功能比较复杂，一些应该救助的对象而得不到相应的救助。

　　而两宋时期慈善机构种类繁多，功能更加完善，从而使更多的需要救助的对象均程度不同地得到了救助，救助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化意义，并且宋代慈善种类的扩展建立在唐代已有基础之上。宋代根据自身存在的一些社会弊病，其慈善对唐代的复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悲田养病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较为成熟的专门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其他贫困人口的慈善救助机构，但涵盖范围过大往往难以有针对性地起作用。宋代草创时期的福田院只在城市有置，其功能也模仿唐代。但此后居养院、养济院、举子仓、慈幼局、漏泽园分割了福田院的具体功能，且逐渐向都城以外的市镇扩展。宋代慈善事业可谓影响颇大。有关学者研究结论：宋代妇女从事民间慈善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加深，是慈善活动主体而非配角地位，虽出于“妇人之仁”和宗教热忱，但着实影响了时代风气。

　　宋代慈善事业较唐代的最大特点，便是慈善事业系统化、制度化、组织化，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投入财力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唐代的慈善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往往通过诏令的方式下达，体现为统治者的“恩施”和“德政”。但这些举措代表的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和依赖性。若是当朝皇帝无道昏庸，上层统治集团只顾奢侈享乐，那么许多官方救济措施就会中断，因此，有的观点将其归纳为“消极救荒”。但是在爆发社会大动荡时，官方救济本应发挥作用，却因政府无暇顾及而被搁置。比如安史之乱就使得埋骨安抚、施药赐物、养老扶弱等官方救济措施遭到废弛，直到安史之乱后社会趋于安定，肃宗政府才部分恢复了这些措施。

　　宋代较唐代另一突出特点便是慈善组织性质的变化。上文已经论述，唐代的悲田养病坊一开始便是由僧侣经营，直到武宗灭佛以前，政府虽有资金上的干预却始终没有剥夺私人的管理权。而在宋代，仿唐代的福田院一开始便是政府主导下的慈善机构，一些新形式的慈善组织多由私人建立，但这些人大都是为政一方的大员，如苏轼在杭州任官时，“乃哀羡络，得二千，复发崇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江西隆兴府“初，（赵）汝愚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稗四方宾旅之疾病者得药与食”。这些私人机构一旦有序经营之后，所有权往往又会转移给官府，或者由官府接管，或者官府也注入田产资金。

　　隋唐以来的佛教慈善发展很快，拥有遍及全国的大量寺产，其慈善组织主要包括悲田院、养病坊等，救济对象包括老人、婴儿、残疾和疾病患者等，这引起了政府的猜忌。政府只允许宗族慈善的存在，宗教慈善则全部收归国有，改由政府官办。但不管是宗族慈善还是宗教慈善，传统中国社会的慈善救助始终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的，中央集权制度使财富集中于政府手中，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实施救助，民间慈善只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四、结语

　　唐宋时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为成熟，唐代在开国后实行的恤民政策以外，在佛教影响下建立并推广了“悲田养病坊”。宋代继承唐代的慈善政策，在原有基础上丰富了慈善机构、扩大了救济范围、加大了对慈善事业的控制力度，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宋朝特色的组织，如福田院、养济院、举子仓、漏泽园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时期能在慈善事业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其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时期，社会文化与经济空前繁荣密切相关。文化繁荣，思想开放，使民本主义思想日益深人人心；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则使政府具有较充足的财力来兴办慈善事业。唐宋慈善的差异性深受时代环境转变的影响。唐宋时期的慈善事业，不仅缓和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矛盾，对于后世金元明清各朝的慈善影响深远。我国自唐宋时期大力兴办慈善事业以来，至明清时期，前后延续一千多年时间，创造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救助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今天办好社会福利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摘编文献：唐雨雪《唐宋慈善事业对比研究》，载《青年时代》2018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