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民富民

　　儒家诸子的灾害书写中反映了儒家对“人”的重视，《论语》中有孔子爱惜民命的记载：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集释》）

　　圣人仁民爱物，无所不至，见一物之摧伤，犹恻然伤感。发生火灾，孔子仓促之间以人为急，顾不上问财产损失。《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很多晏子爱民的事迹。景公之时，每逢旱涝饥荒，晏子总是请求景公“为民发粟”，如若公不许，则自己买粟布施，救济灾民。孟子继承了儒家的爱民思想，他痛斥统治者施行虐民之政，批判居上位者穷奢极欲，频繁发动战争：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孟子正义》）

　　孟子同情因战争而遭受饥寒的百姓，要求统治者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在爱民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富民的要求，认为富民比富国重要。孔子曾建议哀公执政要薄赋敛、使民富，哀公担心税收少了他自己没钱用，孔子以“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为喻，对其进行劝谏。儒家诸子认为，只有富民才能真正改善百姓的生活，民富，则国不穷。为了说明富民观点，孟子引用了有若的言论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正义》）

　　《春秋》记载，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冬有螽。十三年，九月有螽，十二月又有螽，加之鲁国连年用兵于邾，故年饥。饥馑之年，物用不足，有若建议哀公降低民众赋税，使民有积蓄以应对灾情。

　　“藏富于民”是儒家学派对救灾之策的独特思考，和孔子反重税、敛从其薄的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儒家学派对百姓的仁爱之心。

　　二、制民之产

　　孟子与诸侯国君讨论过凶年济民的问题。河内遇荒年，梁惠王便移民之壮者就食于河东，移河东之粟以赈河内之老稚。惠王认为自己勤政爱民，疑惑为何没能使民多于邻国。对此，孟子提出了他著名的论点：

　　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正义》）

　　惠王虽有移民转毂之善政，但其好战残民，与邻国同。这样的作为还盼望人民归附，实在可笑，难怪孟子讥其五十步笑百步。孟子的提案并没有针对凶年如何济民这一具体问题，而是从源头上思考如何去应对凶年发生。孟子认为，必使民得三时务农，不违夺其要时，则五谷饶穰，不可胜食。粮食充裕了，人民才不怕凶年受灾。孟子之言有其合理性。面对当时战事频繁、百姓四散流离的现实情况，发生自然灾害必定会加剧社会矛盾。如果能够使人民安定下来发展生产，那么国家防御灾害的能力自然也能得到提高。可惜，在动荡的战国时代，“制民之产”只能成为一种理想，无法实践。

　　但是，孟子的建议对我们仍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孟子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等建议，与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不谋而合。二千多年前的孟子如此高瞻远瞩，令人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智慧。

　　三、以工代赈

　　晏子也是智慧卓然的圣贤，他提出的救灾之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至今仍被我们采用：

　　景公之时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说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则晏子欲发粟与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则依物而偶于政。”（《晏子春秋集释》）

　　晏子通过以工代赈的方法，既满足了君主大兴土木的欲望，又解决了受灾百姓谋生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美国面对空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罗斯福总统果断实行新政，受到了许多赞誉，其中一项就是“以工代赈”。时间回到中国上古时期，我国杰出的政治家晏子早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君主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圣人爱人，能为人民解难。这样的智谋，在时光的打磨下，越发闪耀。

　　儒家诸子的灾害书写反映了他们对自然民生的认识和对防灾救灾举措的思考，中心目的是为了国家稳定发展与繁荣富强。儒家诸子有很强的防灾意识，在他们的防灾建议中，十分重视国家积累，主张减轻百姓的税收负担，增加人民的财富收入，对百姓的生活状况特别关注。一旦灾害发生，儒家诸子要求统治者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地对灾民进行救助，以保障人民生计。总之，儒家的灾害书写表现了该学派以“仁爱”为思想核心的救灾观念，指导了后世防御灾害的实践。（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李为《先秦诸子灾害书写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