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苦长利”

　　法家不主张享乐，具有深重的忧患意识。“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韩非子集解》），他们认为以法治国虽在开始时艰苦，日后定得长远益处。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应对灾害：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韩非子集解》）

　　饥馑之年能满足全家温饱的人，是平时节衣缩食、不铺张浪费的人。只贪图及时享乐、不作长远打算的人，遭遇灾年便难以保全自己和家人。这体现了法家吃苦长利的主张。吃苦长利完全符合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法家认为，身处乱世，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坚持吃苦在前，替未来谋划，这样才能获得长远的利益。

　　二、防御水火

　　《管子》一书作为由道入法的代表作品，是法家思想先驱。书中关注国家治理和百姓生存，对灾害的防御救助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思考。《管子》要求国家积极防御火灾和水灾：

　　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管子校注》）

　　防止山泽火灾，使草木繁殖成长；保持沟渠全线通畅，堤坝才不会漫溢酿成水患。尤其是防御水患，需要“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管子校注》），疏导水流、开掘淤道，兴修水利。这些是君主治理国家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

　　三、经济调节

　　（一）轻重之术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管子校注》），年岁收成好的时候，市场上粮食充足、价格低贱，狗和猪都能吃上人吃的食物；然而遇到凶年，粮食缺乏，市场上十繦铜钱才能买一釜粮食，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针对这种情况，《管子》“轻重篇”详细讲解了国家如何灵活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平衡丰年和欠年，使丰年粮食不浪费、欠年灾民不受饥的方法。早在先秦时期，法家对商品经济已有深刻的认识，在平衡商品供求和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方面发表了高明的见解。这样的经济策略可称为“轻重之术”。

　　桓公向管子寻求调节灾后物价的办法。齐国西部遭遇水灾，粮食不足，物价上涨，百姓饥饿。但东部农产丰收，粮食价格低贱。管子认为，要解决西部百姓的温饱问题，国家可以将过去的陈粮贷予无本者，新产的粮食贷予无种者，国家低价收购齐东粮食，减少市场供应以涨其价，再将收购的齐东粮食补给齐西，以平衡供需降低物价。“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管子校注》），这样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远近各方得到调节，灾民也不会遭受饥饿了。

　　（二）运用三权

　　“三权”的概念由管子提出。三权，即天权、地权、人权。四时气象、旱涝风雹展现天权，物产丰饶贫瘠体现地权，人权则指人能力的强弱。统治者首要掌握天权，无法掌握天权就谈不上利用地权和运用人权。

　　管子以商汤、夏禹为例：

　　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管子校注》）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商汤、夏禹正是因为掌握了“三权”，从而拯救百姓于旱涝中。君主要学会掌握天时以对待天权的变化。“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管子校注》），实际上，增加粮食储备以应对天时的变化，就是掌握了天权。管子认为君主应该“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无论丰年、欠年，国家粮食的长期储备要完成一半。并且要“立币”，国家铸钱，利用货币政策使国家物价稳定，与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管子校注》），灾后人民为了保全自己，彼此私下借贷，形同百姓之间私相奴役，会造成国家法度的混乱。因此，国家一定要做好防御水旱灾害的工作。国君只有掌握天、地、人三种权变的应用，才能避免国家由富裕强大走向贫穷衰落。

　　（三）平准措施

　　国家要统筹物资，及时收购百姓抛买的物资以备用：

　　孟春且至，沟渎阮而不遂，溪谷报上之水不安于藏，内毁室屋，坏墙垣，外伤田野，残禾稼。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帷盖衣幕之奉不给，谨守泉布之谢物，且为之举。大秋，甲兵求缮，弓弩求弦，谨丝麻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谨守五谷黄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管子校注》）

　　四季皆有忧患。除了易发生灾害的春天外，夏天有“帷盖衣幕之奉不给”之忧，秋天有“甲兵求缮，弓弩求弦”之需，冬天有“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之患。商人们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从中谋取暴利。法家要求国家掌握物资分配的权利，使商人不得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这是国家平衡市场的法则。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的灾害书写内容最多，思考最深入，叙述也最详细，足见其对灾害问题的重视。像经济调控等创建性的举措，通过对资源的再分配，以达到防灾救灾的效用，是至今仍在使用的重要经济手段。法家对灾害的关注以治理国家为中心目的，提出的建议主张无不是站在国家利益、统治者需要的角度。如“重税”等主张使得国富民贫，保证了“法”的威信不受挑战，以便统治者更好地实施赏罚劝禁，但却因此而牺牲了百姓的利益。（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李为《先秦诸子灾害书写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