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是古代重要的备荒措施。为保障地方粮食安全。缓解灾荒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成丰年问战争的破坏，广东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为主体的备荒仓储体系几近瓦解。同光时期朝廷力图重振仓储，三仓格局出现较大变动。传统常平仓、社仓碍于形势已难恢复，反是叉仓在积谷的背景下。倍受地方官绅推崇，成为同光时期的主导仓种。但是受经济和地方形势变化的影响。义仓的发展规模有限．灾害救济开始更多地依靠市场和地方慈善组织。

　　战后广东仓储建设整体上渐呈颓势，仓谷大为减少。但是，广东省在救荒一事上仍是相当成功的。就清代广东灾害统计的数据来看，其自然灾害与饥灾的发生整体呈负相关的态势，饥灾除了咸丰年间有一个明显波动外，整体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晚清时期，仓储储粮的减少并没有带来救灾效果的减弱，在实际的赈灾过程中，义仓仍颇得官民倚赖，视为赈济穷黎和安抚民心的首选。由于储粮有限，义仓于赈灾之效用多如昔日之常平，重在灾后应急。至于持续性的后续救灾，则依赖商贩以及民间绅商团体采买米谷接济。

　　晚清愈至后期，地方财政愈形支绌，而商人力量日逐渐强大，一方要借商人资本以补不足，一方也急需拉近与官府的距离以提升社会地位。办赈成了二者合作的聚焦点之一。商人参与赈务主要是通过绅商团体兴办的善堂组织．其中尤以广州“九善堂”闻名。

　　九善堂系省港地区七十二行的富商豪绅捐资所建，成立之初，大多于章程中明确规定善堂专为倡办善举而设，所有地方公事概不干涉，活动仅限于宣讲圣谕，并依圣谕开设义学、施棺赠药、赡老恤嫠以及栖养废疾诸大端，后来随着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活动扩展到政治和社会其他方面。九大善堂的影响力在一次次的办赈过程中逐渐提升。以爱育堂为例，其自开设以后，地方一切善举，莫不认真筹办，深得官府信赖。光绪34年省城水灾之时，总督刘坤一即将抚恤事宜委之爱育堂，令其妥为办理，施棺，救疾，收殓，打捞等工作相继展开。又修补冲决堤围等务，因经费浩大．亦皆札委爱育堂董事职员等筹款承修。此次办赈，爱育堂亦突破东省垣南海、番禺二县的范围，参与到清远的救济之中，协助清远县地方官绅劝捐备赈．使一邑灾黎得获全活。

　　经此之后，爱育堂善名大作，港澳等地之人对之亦表示高度认可，外洋、港澳但有助赈，多交爱育善堂，请其代为赈济。

　　至光绪十一二年办赈时，除简单散赈外，地方政府又给予爱育堂以粮米筹措买运的权力和职责。规定，如有愿自备资本前赴江苏安徽买米回粤平粜者，准殷实行户出具保结，由爱育堂绅董报明广州府，详司给照，俟贩运回粤，即赴爱育堂登号，将照缴销。此一决策不仅因爱育堂善名昭著，更因其七十二行商的背景在粮米买运上有绝对之优势。广东商人除了在洋米进口方面占尽地利，当时国内最大的米市芜湖的米粮贸易亦多数为广州帮商人所把持，至1880年，广州已成为芜湖最大的粮食外运地。筹措粮米一事日后渐渐成为善堂的要务之一。光绪二十五年，广东督抚奉旨筹款倡办积谷之时，除自捐廉俸以为倡导外，已不见官方买运之举。尽谕饬善堂员绅广为筹劝。在地方官的这种政策导向之下．越来越多的绅商团体参与到地方的公益事业之中，办赈主体日益多元化。

　　结语

　　同治、光绪年问，在地方官绅的共同努力下，义仓取代常平仓和社仓成为晚清广东仓储重建的主导仓种。但是，此时的义仓已经与传统所言的民办义仓有着本质不同．而是在晚清积谷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办仓方式。

　　广东仓储在近代转变中存在着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是市场冲击下的规模大减．一是备荒意义的日益强化。当民食严重依赖市场供给．家无盖藏，骤遇灾害，市场调节难以立见其效，备荒仓储则成了灾害初期的救命稻草。所以，晚清仓储大减，但却难以始终废弃；直至民国，政府亦屡有兴建仓储之举措。晚清义仓的办理方式上也恰好体现了市场冲击的这种特点．既保留了部分实储以应对灾害救急．又采取置业生息．通过买谷平粜以保证救灾的持续性。（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马幸子《太平天国战后的广东备荒仓储重建》，《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