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库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的里氏8.0级大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面对如此巨灾大难,中国政府在救灾观念、救灾政策、救灾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使汶川抗震救灾呈现出新特点,这些特点既是大地震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
一、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
人文关怀是现代政府应有的执政理念,人文关怀首先体现在对生命关怀。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于5月12日当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强调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7日,他在视察受灾最严重的乡镇时下达指示,要求把救人放在首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千方百计地抢救。温家宝总理在灾区指挥抗震救灾时特别强调的是,“抢救人的生命,是我们这次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不惜代价先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绝不会放弃”。[1]在震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中央九常委先后抵达灾区,身体力行地传递着政府的人文关怀。将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危置于首位,是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最好体现,这一理念在此次救灾中得以充分诠释。
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对生者关爱,也体现在对遇难同胞生命的敬重。汶川地震造成6.9万多人遇难,如何处理遗体,不仅是卫生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为表示着生者对死者的敬重,慰籍生者的心灵,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根据遇难者有效身份证件或经亲属辨认,能够确认死者身份的,由民政部门安排火化;不具备火化条件的,土葬处理。既无有效身份证件也无亲属辨认,无法确认遇难者身份的,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上述做法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更能体现对生命的敬重和公民尊严的是举国哀悼。为了纪念“5·12”地震遇难者,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公民遇难进行国哀,将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三天哀吊期间全国降半旗志哀,暂停所有公共娱乐活动,暂停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5月19日14时28分,国旗半垂,汽笛长鸣;山河齐哀,举国同悲。三天的哀悼、三分钟的默哀,不仅为生者提供了向死者表达哀思的一种方式,更昭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是人性光辉的闪耀和公民尊严的彰显。
二、救灾信息公开透明
现代国家应急反应机制的要求之一是信息批露机制。面对汶川大地震这一特
大天灾,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公开、透明,可以看到我国向现代法制国家转轨中在治理手段上越来越成熟。
首先,及时将地震信息通过中央权威媒体公开发布,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到真实的灾情信息,有效杜绝了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流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地震发生32分钟后,在新闻频道口播第一条地震新闻;15时20分,该台打破原有节目安排,推出汶川地震直播;22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第一套综合频道并机直播“抗震救灾”特别节目,滚动播出抗震救灾有关消息和工作进展,此后连续多日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也同时对抗震救灾进行直播。网络利用其快速信息量大的特点,成为重要信息源。汶川地震发生约18分钟后,新华网发布了汶川地震消息,并设置“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专题网站,整合了文字、图片、视频、直播、访谈、论坛、博客、短信、手机报、flash等20多种网络传播形式,通过网上寻亲、心理救助、爱心赈灾、向遇难者志哀、为抗震救灾支招等互动栏目,为广大网民提供了参与抗震救灾、支援灾后重建的渠道。人民网设置“抗震救灾官网”,包括新闻区、救助互动区、公益服务区、资料知识区4大版块,开设实时报道、救援行动、抗灾英雄谱、第一现场、网友寄语、网上求助、救援手册、手机传爱心等30多个子栏目。新浪、搜狐、腾讯等知名门户网站,也几乎同时将海量新闻滚动直播,包括对地震的防护方法等,以板块组合形式,呈现于首页的显要位置。从普通百姓的哀伤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挥,从受灾地区的惨状到后方人民的支援,从救援部队艰难地开进到废墟下人们不懈地求生,……各种各样关于灾难的细节,第一次以不同方式同步向公众直播,创中国新闻界纪录。
其次,体现信息公开透明的是救灾款物使用监督审计。5月20人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对抗震救灾物资的监管,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灾区、用于受灾群众。通知提出5点要求:建立健全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的规章制度,确保救灾款物合理使用和规范募集,提高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效益和公开透明度,强化对救灾款物的跟踪审计监督,加强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纪律检查。[2]为了加强社会监督,提高救灾物资资金的使用和运行效益,民政部每天向媒体公布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物资的统计信息,在民政部网站公开款物接收、发放的具体情况,公布中央财政汇款专户的的捐款清单,保证救灾款物管理使用公开透明。国家审计署下属各级审计机关改变传统的事后一次性审计作法,打破常规,事中介入,全程跟踪,审计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审计机关还对灾情很重的四川、甘肃、陕西这三个省进行延伸审计到村到户。同时根据群众举报,对指向比较明确、有一定可查性的案件线索进行了专项核查。在人们普遍关心救灾款物去向的时候,这种透明公开作法,可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争取人们的信任,是此次抗震救灾一大进步。
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中,政府基于义务、责任和自信,采取了空前的信息透明的做法,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信息公开透明成为汶川抗震救灾的一个新亮点,这不仅提高了抗震救灾行动的效率,而且凝聚了人心,有效地动员全国民众参与抗震救灾,政府的公信力在此过程中也得到极大提高。
三、救灾的开放性和国际化。
在灾难面前,能否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表明了一国的开放程度。在汶川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世界表示愿意接受国际社会任何形式的援助。此后,国际社会2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灾情表现出高度的同情、慰问同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捐助。可以说,与建国以来历次救灾最大不同之处是汶川抗震救灾向世界开放,使救灾呈现出国际化特点。汶川抗震救灾的开放性和国际性不仅表现在接受国际社会的财物援助,更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媒体的开放性与国际性。地震发生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家媒体到地震灾区进行了采访报道。香港各路媒体,台湾的年代新闻、中天新闻、TVBS新闻台以及《中国时报》、《联合报》等一线媒体记者,路透社、美联社、美国CNN和NBC、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PR)日本NHK等国外新闻机构记者,顺利地深入灾区进行自由采访,发出目击报道。对于此次大灾中国政府所持开放态度,做了10年驻华记者的《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JaneMacartney)说:“以前任何采访都得特别申请,经常申请递上去了,要么拖拖拉拉,要么干脆就没下文了。”采访此次汶川地震,她拿到采访的特别通行证只用了15分钟时间,她用“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描述了她在四川灾区的所见所闻。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PR)的自由记者陈家敏(JamilaTrindle)用“难以置信”来形容自己有关这次地震的观感,她难以置信的是“可以在中国这么自由地报道这样一个灾难”。[3]外国媒体对中国在此次地震中的现代、灵活和开放感到惊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结果,它表明中国将以敞开胸怀来面对世界,也使世界在第一时间了解中国灾情,为灾区人民赢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
二是赈灾救助的国际性,外国及港台救援队和医疗队首次被允许进入中国灾区参与救灾。地震发生后,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4个国家,香港、台湾两个地区共7支专业救援队281人到四川灾区进行搜救工作。来自英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法国、古巴、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政府和德国红十字会派出的9支医疗队、223名医疗技术人员参与了四川和甘肃两省地震灾区的伤员救治工作,共接治各类地震伤员6400多人,执行各类手术386次。[4] 5月16日,救灾经验丰富的台湾红十字组织救援队从台北飞抵成都,第二天就在地震重灾区绵竹展开搜救。这也是台湾民间首次组织救援队参与大陆救灾。[5]建国后首次允许外国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救援队和医疗队参与救灾,表明了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中国社会在此次救灾中所体现出的开放态度前所未有,救灾国际性填补新中国救灾史的空白,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决心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四、捐赠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是现代国家应急机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本身就处于亚动员状态,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动员能力由于惯性的作用,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可以看到依然非常强大,对军队的调动、对全国各地救灾物资的调配等,都进行的高效顺畅。社会自身的动员机制在此次救灾中也得到检验,其动员能力也得到释放。
从抗震救灾捐赠来看,社会动员进行的卓有成效,无论从捐赠规模还是参与捐赠人数,是改革开放30年来所仅有。这次捐赠突出的特点是捐赠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首先,从捐赠广泛性来看,这次捐赠获得了最广泛的动员,国内同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对中国人民表现出友好情谊和人道主义精神,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在国内,与以往主要依赖体制性动员进行捐赠不同,这次捐赠由于救灾信息的公开透明,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和善心,社会化动员进行的卓有成效。社会到处涌动着“爱的潮流”,公民以淳朴的情感,协助饱受灾难同胞之情令人感动。由于广泛的社会化动员,此次捐赠记录屡被刷新。据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23日12点,国内外社会各界认捐的款物524.78亿元。[6]很多城市捐赠都创造历史记录。在上海,仅上海慈善基金会一家机构至6月底已接收抗震救灾款物逾4亿元。[7]深圳市截至6月底,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12.36亿元,为深圳建市以来慈善募捐之最。[8]青岛市到8月25日,累计接收捐赠款物6.03亿多元,也创下青岛历史之最。[9]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各界捐赠仍将持续,善款善物的数额将再创新高。人们自觉自发地行动起来,将浸透了心血和汗水的爱心捐助献给灾区同胞,每一份捐助都蕴藏着的是一股股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精神和大爱无边的高尚品德。
在港澳台,同胞之情,愈震弥坚。地震发生的当晚,香港特区政府在第一时间表示,尽最大努力救援地震灾区。第二天,行政长官曾荫权向立法会申请3亿港元的紧急赈灾拨款。与此同时,香港700万同胞在震惊和悲痛之余,迅速展开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赈灾行动。截至6月16日,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已累计向地震灾区捐款超过22亿港元,突破了香港有史以来单项慈善活动的最高纪录。[10]在澳门,地震翌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即宣布:特区政府拨款1亿元人民币,澳门基金会拨款1000万元人民币,全力支持四川地震灾区救援工作。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座仅有53万人口的小城,累计募集善款3.95亿澳门元。[5]在台湾,仅仅在灾难发生后的两天内,台资企业及个人便向地震灾区捐款累计达5.6亿元人民币。5月18日晚在台北举办的“把爱传出去”赈灾募款晚会,现场开放123条电话线路接受捐款,至少300位台湾艺人、名人轮番作为志愿者接听捐款电话。持续4小时的晚会共募得善款2.27亿元新台币。[10]台湾从官方到民间的捐款到5月底总额超过50亿元新台币。“同胞的情谊,哪里能被震碎”,台湾知名艺人高凌风专为此次震灾所创作的这首《震不碎的心》道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
在侨界,几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在地震发生后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募捐、义演、义卖、餐会筹款等多种方式捐款捐物。在国内投资的侨商响应国务院侨办发起的“侨爱工程——抗震救灾温暖行动”倡议,到6月1日,“侨爱工程”就募集款物计4.5亿元人民币,其中捐赠1000万以上的有11人。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全球华侨华人通过“侨爱工程”、中国驻外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以及涉侨部门等各种途径,到6月1日已为抗震救灾捐款捐物11.33亿元人民币,捐款数额创历史之最。[11]全球华侨华人的义善之举充分表达了骨肉同胞血浓于水的赤子深情,体现了全球华侨华人关爱社会、造福桑梓的优良传统,弘扬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民族精神。
其次,从捐赠多样性来看,传统的捐赠形式如定向捐赠、非定向捐赠、义演、义卖及各种募捐依然是此次捐赠的主流。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网络为平台的捐赠在此次赈灾中发挥了方便、快捷、透明度高的独特作用。在传统捐赠渠道还没有出台前,网络捐赠渠道已经第一时间汇聚了人们的爱心。5月13日凌晨2点,淘宝网赈灾专题上线,短短一分钟内就有1900位网友捐款,1万元善款即时到账。随后捐款数不断攀升,最高峰时,一分钟就募得善款超过10万元。在灾难来临后的短短几天,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捐款已成为网民便捷的捐款途径之一。支付宝、腾讯等都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这是本次赈灾行动中全球最大的网络捐赠活动,也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网络捐助的最高记录。[12]快钱也特别为多家慈善机构开通网上捐赠通道,其他诸如易宝支付、汇付天下、云网等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为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提供方便、快捷的捐款渠道。第三方支付成为救灾捐赠的新渠道,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捐赠多样性还体现在各种救助基金的建立。如全国福利彩票系统建立的“汶川大地震‘三孤’救助基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四川地震孤儿专项救助基金”。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4个专项基金用于抗震救灾:“抗震救灾安老康复基金”、“抗震救灾孤儿救助基金”、“抗震救灾慈善助学基金”、“抗震救灾精神救援基金”。深圳慈善总会设立了3个专项基金——汶川儿童救助专项基金、汶川地震伤员救治基金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基金。各种专项基金的建立,不仅使募捐更有针对性,慈善项目更具品牌化,也可以使捐赠者根据自己的意向更有针对性地奉献爱心,捐赠善款。
捐赠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是社会公众主动参与意识增强的反映,也说明民间社会蕴藏着巨大的慈善精神。
五、重视心理援助
灾难发生给灾民造成了很大心理创伤,若不能及时干预,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更严重的心理应激障碍;一些失去父母的儿童,如不能及时、有效地给予心理援助,其成长可能脱离不了阴影,积压的哀伤可能导致抑郁。据专家估计,此次地震中有50万灾民需要心理援助。因此,在抢救生命,医治身体创伤同时,及时地“医心”,对灾民进行心理援助,成为救灾工作又一重点。
心理工作者在地震发生后迅速作出反映。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提出8条心理学服务于抗震救灾的建议,得到肯定和指示。5月14日心理所派遣第一批3人心理救援队出发,到6月28日,心理所已派遣了16批50人次专家奔赴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和心理培训,另外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志愿者队22名志愿者也随专家组到灾区进行心理援助。[13]同时,卫生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紧急联系各地相关单位组建国家联合抗震救灾心理救援医疗队。教育部于灾后紧急成立“学生心理救助专家工作组”,奔赴四川指导当地中小学教师开展灾区学生的心理干预工作。另外,其他民间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儿基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志愿组织、健康863网等组成的多个心理援助专家团,陆续到达灾区展开心理援助工作。这样大规模有组织地对灾民进行心理援助在建国以来是首次,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在心理援助过程中,心理工作者采取了多种方式。比如成功人士是人们心中的偶像,他们的成功史就是与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史,这对于失去家园或亲人的灾区人民来说,无疑会产生心理共鸣,增强生活信心。5月20日,邓亚萍、高敏、杨扬、谢军等体育明星和心理专家组成的中国红十字总会首支心理救援队到绵阳一处灾民安置点。在一所安置帐篷的临时学校里,邓亚萍用自己的经历鼓励这些震后余生的孩子们,帮助他们稳定情绪,重建生活信心。[14]教育部组织专家对灾区中小学教师进行心理援助工作的培训;录制心理健康教育优质资源光盘,供灾区中小学开学时使用;向灾区90万中小学生发放心理自助小册子。[15]卫生部为协助四川等灾区群众开展心理自救互救,组织人员编印了《成人心理自助》、《中学生心理自助》、《学前儿童小学生心理支持》等宣传画一套三张,共6万张,分发到四川、甘肃、陕西、云南、重庆等省(市)。受灾省市电台和电视台开通“抗震救灾心理咨询热线”,进行各类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中国心理学会与网易共同发起“蓝十字”——携手重建心灵救助站行动,对灾区群众实施心理干预和救助,同时通过蓝十字官方网站向更多需要心理援助的人提供资讯与在线交流援助服务。
根据国际上对地震后心理援助的经验和心理创伤的原理和规律,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为了持续地进行对汶川大地震的心理援助,中国心理学会拟订《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二十年行动纲要》,在绵竹、北川、德阳、绵阳四个重灾区设立长期的“心理援助站”。旨在为地震灾区师生提供长期精神支持的“5·12心灵守望计划”公益项目6月28日晚在北京启动,该项目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央直属机关青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等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将努力提供有序、科学、持续的专业心理知识培训和心理咨询服务。[16]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办公室等共同发起“1+1青少年灾后心理援助联合公益行动”,旨在建立长效灾后心理救助机制。可以说,在这场抗震救灾的行动中,来自社会各组织的心理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用“心”救灾,表明中国救灾事业向“医身”与“医心”并重的更高目标迈进。
六、志愿者广泛参与
志愿者的发展和壮大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成熟的公民社会意味着公民把自己真正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此次救灾行动中,中国志愿者经历了一次公民社会的历练,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表现出了中国在开放30年后公民社会的成长现实,使国人对志愿者这一现代社会的公民角色有了更深刻认识,对于提高整个国民的公民意识,无疑是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地震发生后,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志愿组织向全国城乡2000万志愿者发出倡议: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工作。各地志愿者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做出反映。5月12日晚8点,500多名长虹志愿者和部分绵阳市民志愿者分三批25车次在部队到来之前进入重灾区北川县城。[17]来自唐山玉田县“宋志永爱心服务队”等20多支志愿队伍的300多名志愿者活跃在灾区,为抗震救灾紧张地忙碌着。地震发生当日,NGO发展交流网等约20家基于华南地区的民间组织发出紧急呼吁参与赈灾行动。第二天,南都公益基金会等民间志愿组织在北京发出倡议,启动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联合声明,三天内有120余家民间组织响应。[18]成都与北京、贵州、上海、云南等地的一批NGO及志愿者协商成立了“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为NGO和志愿者有序参与四川的抗震救灾活动提供帮助。
据估计,在抗震救灾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志愿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四川,除去各地政府、企事业单位派的大量“成建制”志愿团队、由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约占40%,其余便是个人志愿者。[19]到灾区的志愿者不再有70后、80后、职业、年龄、地域的界限,都被热情和一致的目标打破,大家都带着“做些什么”这个简单迫切的愿望来到灾区,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志愿者的身影;哪里灾情重,哪里就有志愿者提供帮助。他们广泛参与救灾,在信息传递、货物搬运、物资分发、资源动员、现场救援、卫生防疫、心理辅导、医务护理、儿童和老人关怀、寻找亲人、协助维护秩序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志愿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内涵。可以说,数年来在中国沉默发酵的志愿者文化,与中国传统中守望相助精神融合,随着这支志愿者大军的入川,获得了一个集中释放的机会。
来自各阶层、各年龄的志愿者积极参与救灾,并以草根力量,推动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志愿者的义举,不仅仅是出于爱心,更代表着一种现代公民意识觉醒。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代法治国家里,公民意识,代表着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代表着公民对自我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成熟的公民意识,意味着公民把自己真正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国家和社会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20]抗震救灾中志愿者所体现出来的公民意识的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汶川大地震虽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在这场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中,再一次得到了深刻印证。汶川抗震救灾不仅谱写了了一曲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共克时艰的壮丽凯歌,更使我们在迈向现代法制国家征程中,在巩固和完善救援机制、应急机制、募捐机制、社会动员机制及公民社会建设等方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这是灾难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和补偿,也是对中国今后救灾和各项社会建设的有益启示。
(蔡勤禹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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