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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雄甘地曾经说过︰「贫穷是最邪恶的暴力。」贫穷可以逼人铤而走险，蚕食人的意志、尊严、追梦与创业的勇气，甚至要比其他人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实现跨代脱贫。

　　国际贫穷钟（World Poverty Clock）实时报告全球贫穷人口数字，仍有多达5.9 亿人生活在贫穷线下，占全球人口8%，当中有5 千万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9 美元。要解决贫穷问题，很多人会想到派钱和运送物资，但愈来愈多学者更倾向发展「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或提倡「全民基本工资」（universal basic income）。

　　而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籍印裔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法国经济学家Esther Duflo 及美国发展经济学家Michael Kremer 则提出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来纾缓全球贫穷问题。

　　医学方式检讨问题

　　「随机对照试验」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50 年代已成为医学界在测试新药效果时常用到的评估方法，但近年才开始流行在经济学界，甚至成为最新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理论的灵感来自于医学界中常做的实验，把病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是对照组，另一组是实验组），各自接受不同的治疗，然后对比治疗成效。3 位诺贝尔奖得奖人就把这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放进经济学，不着眼研究贫穷的因果关系，而是观察一些理论经常不会触碰的地方，仔细观察及反思问题的核心。

　　譬如很多人习惯从社经地位看学生的升学率，并会假定来自中产家庭的学生普遍升读大学机会高于贫苦学生。但若套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方法，研究员不会看重社经地位如何影响升学率，而是抛出一些介入，看哪一种方法能有效协助贫苦学生成功入读大学。

　　这个研究方法的优胜之处，就是避免把贫穷由头到尾研究一次，而是集中分析介入手法是否真正带来实时反应，改善状况及发掘其他隐性问题，做好预防措施。

　　得奖人之一Banerjee 小时候也经历过贫穷，深知个中苦楚。58 年前他在印度出生，与家人居住在加尔各答的简陋小屋。虽然他们一家不算是最贫穷的家庭，但由小到大都与贫民窟的小孩为邻，有朋友因为家境清贫无法上学读书，「用知识改变力量」似乎成为空空而谈的想法，于是年纪轻轻便立志要研究贫穷议题，花了20 年时间拆解贫穷的复杂性。

　　他的学生兼妻子Duflo，小时候的生活比Banerjee 幸运，出生在巴黎，小时候接触过一本关于德兰修女生活在加尔各答的漫画，内里描述印度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城市，居民平均居住在仅有10 方呎的空间。

　　到她成为研究生有机会造访印度，重新认识贫穷的定义，若只用每日收入少于两美元来窥探贫穷世界，仍然难以解释为何世界各地捐献大量粮食和物资，穷人如常过着质量较低的生活。

　　2003 年，Banerjee 和Duflo 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又称J-Pal），在数十个国家展开小区实验，包括印度、智利、肯尼亚、非洲、印度尼西亚等，收集穷人日常生活数据，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决策，并出版了Poor Economics 和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 两本具影响力的书，更伙同哈佛大学教授Kremer，不断改良测试。

　　于过去十多年间，他们在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展开超过200 个贫穷介入的小区实验。例如，他们不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家长会否关注小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于是订下了「饮食选择限制」和「生育数量」作为研究变项。

　　结果发现，孩子太多不是家长紧缩食物开支的主要原因，反而是因为市场一直缺乏充足的健康和营养食物供应。城市贫穷人口甚至比农村贫穷人口更愿意花钱购买健康粮食。这一研究结果颠覆了大众的想法，贫穷人不是只求安饱，对食物没要求。若然市场有他们所需的商品，而他们手上有钱，仍愿意花钱购买，去维护小孩的营养健康。

　　理论偏见窒碍救援

　　然而，国际人道救援和发展经济学却容易出现「理论偏见」，把贫穷人简化地描述成「爱吸收热量的分子」，不断向他们提供碳水化合物。结果国际社会不断耗费数千亿元在粮食援助计划上，但一直令穷人觉得不讨好。

　　又例如，我们都知道为孩子接种流感疫苗，可降低他们患上感冒的风险。但偏偏穷人很容易受左邻右里的言行影响，作出非理性的选择。即使医护解释疫苗对预防疾病的作用，他们也放弃接受。于是J-Pal 研究团队在印度一处偏远的村庄，尝试定期摆放接种疫苗的流动站，并带同一袋载有一公斤的小扁豆，送给愿意接受疫苗的家长。

　　结果赠送扁豆的奖励作用提高了免疫接种率达39%。而对照组的接种率只有6%。这些研究看似并非学术研究，但带出扶贫的方法不一定采用宏观经济手段，有时微小、毫不起眼、灵活、从穷人生活出发的微观经济介入，制造出来的社会效益可能比想象中巨大。

　　2015 年Banerjee 和Duflo 的随机对照试验得到《经济学人》的欣赏，以〈In praise of human guinea pigs〉为文章标题，把人类比喻为葵鼠，既是科学实验用的测试对象，也是协助别人寻找治理贫穷方法的英雄。

　　Banerjee 和Duflo 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消除贫穷的灵丹妙药，但相信「贫穷国家不会因为贫穷而注定失败，或者因为不幸的历史而注定失败」（poor countries are not doomed to failure because they are poor, or because they have had an unfortunate history）；反而「无知」（ignorance）、「意识形态」（ideology）和「习惯」（inertia）会阻隔国家管理人对贫穷人士的理解，制造政策距离。（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