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INGO、本土NGO和UN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为论坛做了总结发言，本文由发言内容整理，经康晓光老师确认后公开发布。

　　全文如下：

　　非常感谢中国发展简报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组织者要求我做一个“总结发言”，所以事先没有准备发言稿，也不敢说什么“总结”，在此向各位朋友汇报一下这一天的心得和体会。

　　本次论坛围绕“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展开讨论，我认为这个主题非常好！今天谈论疫情，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其实我们面对的病毒，种类很多，危害也比它严重，而且不光在中国肆虐，也在为害全球。简而言之，广义上的疫情其实更严重，如何应对广义的疫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更加严峻的课题。

　　NGO不仅要拯救别人，也要拯救自己

　　我们总是在讲，NGO如何救灾，如何帮助别人。高倩倩的主旨演讲，为我们开辟了另一个视野。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NGO不仅仅要帮助别人度过危机，也要帮助自己和第三部门度过危机，因为NGO本身就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之前中国发展简报做过一项调研，已经充分揭示了第三部门本身受到的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第三部门度过这场危机，也是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觉得福特基金会在这方面考虑的很多，很深，也很有价值。

　　高倩倩在她的发言中提到了“韧性”概念。所谓“韧性”指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部门，在重大外部冲击面前，维持自身生存、继续发挥正常功能的能力。“韧性”以及它的反面“脆弱性”，这些概念是帮助我们思考减灾防灾策略的轴心性概念。在这次疫情中，福特基金会采取的行动，都有助于增加NGO和第三部门的韧性。在疫情期间，福特基金会主动提出，受其资助的机构，可以调整项目计划，资助款可以用于发工资、交房租等等，即使原来没有计划，也可以增加此类支出。

　　福特基金会还创造性地发行了十亿美元的公益债券，以最有效的方式在最需要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扩大公益支出。同时，它还在全球范围内，联合数百家机构协同行动。在这次全球抗疫行动中，福特基金会展现出的责任感、远大的眼光、高超的专业能力，以及对同道的温情与关怀，值得我们这个领域中的所有的人和机构学习。无论是做实务的，还是做研究的，不仅要学习它的专业操作，还要学习它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不管走进来或走出去，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一方面讲国际组织如何在中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讲国内NGO如何走向国际。

　　无论是国际组织走进来，还是我们走出去，能做的事情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资助；一类是服务；一类是倡导。无论是资助、服务，还是倡导，无论是外部机构到中国来，还是中国机构到外国去，我认为，在输入地，外来者都不可能成为“主角”，只能是“配角”。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真要把公益事业做起来，无论是资金、服务，还是倡导，完全依靠国际NGO是不可能的，发挥主力作用的应该是也必然是中国本土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海外NGO依靠资助或提供具体服务，在中国发挥较大作用是不可能的。海外NGO在中国要想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还是要在倡导理念、方法、模式上发挥作用。这可能是海外NGO在中国能够产生长远的、全局性的影响的唯一的发力点。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海外NGO在资金供给、服务领域中所占比重还会持续下降。但是，在理念、理论、方法、模式等方面，中外还有交流、互补的较大需求。

　　最近十几年，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壮大，伴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国内的NGO也开始考虑——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不是应该走出去了？中国社会组织是不是已经到了改变世界的时候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可以走出去，出去做点零零碎碎、边边角角、小打小闹的事也是可能的，但是大规模地走出去，而且能在外面发挥较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为时尚早。

　　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一战”以来全球范围内NGO跨国发挥作用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走出去又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NGO，都是跟着自己的国家一起走出去的。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走出去了，政治力量走出去了，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在外部世界形成了强大吸引力的时候，这个国家的NGO才能“真正地”走出去，才能“真正地”产生较大的影响力。NGO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力，不是靠送钱、苦干堆积起来的，主要是靠传播国家的软实力造就的。

　　当一个国家没有软实力的时候，在其它国家和地区是不被认可的。当人家不认可的时候，你干什么别人都烦，所谓“出力不讨好”。所以，就当下中国而言，个别NGO想到国外做点事情，例如地震时出个救援队、平时给穷孩子送个包裹之类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大批的走出去，而且想要影响外部世界，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梦，十年、二十年之内就别做了，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软实力。

　　此外，我非常反对把NGO走出去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

　　本国企业出去了，胡作非为，给当地造成一大堆问题，引起不满和反对，于是想起了NGO，希望本国NGO去给自己擦屁股。NGO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做这种事。NGO就要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能做到一点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中国NGO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源泉，要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强调，要把中国的第三部门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把它和儒家文化打通，这样才能真正地让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内核焕发生机，也让从各个国家吸引来的新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在这里，“返本”与“开新”是相辅相成的。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项思考。现在的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人权”这一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之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人权理念是不相融的。很多人指责儒家文化中没有出现“权利”概念。这是事实！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调整一下思路，不要再纠缠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著作里有没有“权利”二字，而要问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根据他的基本的价值立场和一贯的治世主张，他会不会认为现代中国人应该享有人权。

　　儒家经典《大学》提到，人生最高理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实现这三大纲领呢？那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儒家来说，一个合格的君子，不是把自身做好了就行了，也不是把自己的家打点好了就行了，而是要有更大的抱负，还要治理好国家乃至世界。君子一定有家国情怀、天下担当。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满足于修身、齐家，还要治国、平天下。

　　在当今世界，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他怎么能够治国、平天下？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君子？怎么能够把上天赋予他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根据儒家一贯的价值主张和治国方略，可以推知，假如孔子活在今天，他一定会认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应该拥有充分的权利，否则就无法成为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君子。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能够衍生出权利范畴，能够与现代文明顺畅地连接起来，从而为现代中国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