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了传统基金会的局限性，并使人们关注慈善事业的其他途径，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变革。本文是对有关基金会在重大危机期间支出情况的“商榷”文章中的主旨文章的回应。欲阅读更多相关文章，请访问“商榷系列”。

　　拉里·克莱默在其文章中论道，“对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是否支出更多的质疑，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最优支出金额“取决于如何平衡现在和未来需求的受益者，所以因不同资助者的目的和目标而异。”乍一看，这些说法似乎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经过进一步思考，我们意识到，该论点几乎没有提到错误的、误导的或不得要领的答案的可能性，即使可能没有单一的“正确”答案。此外，对资助人的目标和目的的强调没有考虑到受益人的需要考虑到克莱默是世界上最大基金会之一的负责人，这篇文章中充斥着以资助者为中心的观点并不奇怪。然而，总的来说，这篇文章除了回应对克雷默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如何管理威廉和芙罗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捐赠资金的批评之外，让人想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当然，这挺好，但这篇文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并且忽略了更充分理解基金会在危机时期所能做出贡献所需要的大量背景情况。在我看来，克莱默应该问：传统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危机时期是否提供了正确的工具，或者是否有其他方式?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尝试提出如下三个论点：第一，克雷默陈述的适用性取决于基金会自身如何看待目的和作用；第二，支出率以及基金会能够或应该使用多少捐赠基金，最终取决于捐赠者/资助人与政府的控制；第三，当前有关基金会在危机时期支出的辩论忽略了其他人，尤其是政府更重要的贡献。

　　让我们先看看基金会的目的和作用。将基金会想要实现的（目的）和他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与他们实际发挥的（作用）分开是有益的。未能将这三个因素区分开来，很容易导致过度概括，也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慈善事业的不同领域。

　　基金会有三个基本目的：带来改变、提供保护和提供即时救济。基金会可以通过促进现有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变革，也可以通过帮助发出声音，促进对新需求的识别，以及为被社会排斥者寻求赋权来支持创新，从而实现新的变革。例如，在危机期间，基金会可以通过支持倡导网络来推动紧急情况应对政策的变革。

　　提供保护，是指基金会的目标是维护和支持某些社区或实践，保护传统或艺术作品，或寻求维持现状。例如，着力保护艺术品在内战期间不被掠夺的基金会，或者为受艺术教育预算削减影响的学生开设音乐课。最后，提供救济的目的是减轻痛苦和满足需求，通常是提供庇护所或药品，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或帮助困境家庭。

　　这三个目的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现。通常，基金会通过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和其他支持来帮助第三方。他们也可以设立专门的组织来从事这项事业，并运作特定项目。或者他们可以混合这两种方式。这三个目的构成了三种传统的基金会类型：资助型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和混合型基金会。然而，正如我将在下面指出的，有一些新的慈善形式，它们允许捐赠者在管理捐赠资金和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未完待续）

　　赫尔穆特·k·安海尔(Helmut K. Anheier)是柏林赫蒂学院(Hertie School)的社会学教授，他曾担任该学院院长。他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兼职教授。

　　摩诘译，译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philanthropy_must_go_beyond_traditional_grant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