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社会中，民众的精神世界与民间宗教息息相关，在民间宗教的影响和激发下，养成了一大批践行其所信仰的价值观念的底层民众，而慈善活动就是他们所做出的反应之一。民国时期四川民间慈善事业十分活跃，这与天灾人祸频发、社会救助的需求大量增加以及政府救济缺位密切有关，而民众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有意识地为“积德”而自觉进行慈善活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民间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联结方式，对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四川地方慈善事业更加繁荣。如在巴中“富而好行其德者，尤多有之，治城之内，善举迭兴”。在县一级，仅仅是荣县一个地方就有各种不同名称的慈善会近30个。一些明清时期建立的善会善堂也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如乐善公所，经后代世人的努力，在民国时期继续实施救济；成都慈惠堂的许多堂厂也是直接承接清代善堂。除了继承前清时期的善会善堂，民国还新成立了许多善会，这与民国以来天灾人祸、特殊的政治格局和行善风气等有密切的关系。

　　民国时期，四川天灾人祸频发导致社会动荡，待救济人数很多，然而政府救济缺位，因此民众在现实的冲击下以及宗教信仰的号召下通过自救的机制兴办慈善事业，许多善会也不得不利用鬼神之说吸引信众以收纳资金维持善业，民国四川民间慈善事业的繁盛便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宗教信仰对民国四川地方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此时的慈善活动也打上了宗教烙印。民国慈善事业的施善活动主要有义学、借贷、扶节、施药、施棺、义地、保产、养老、赈济等，基本上延续的是明清时期的活动。善团根据经费情况自发选择其中一项或几项进行，而大多数民间善团都有施棺、义冢、掩埋等内容。

　　除了这些，部分善团也保有“惜字、祭天、放生”等施善活动，这些活动在其思想中展示了道教、儒家和佛教信仰元素的融合，践行了儒家的价值观和佛教的慈悲关怀。以惜字为例，惜字是对文昌帝君的崇敬与信仰。到了民国，虽说这种信仰不再普遍，但四川部分民众依然供奉文昌。人们认为，“创造字的是天地间的一股神秘力量，不是人所能了解的，因此凡人对字都应敬而畏之”，尊敬字纸自然就有了宗教性的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强调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科学化、现代化，很显然民间宗教与之有所抵晤，民国后期四川依然存在放生、祭天、拜神位以及分发经书等宗教活动，将之放在现代化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颇有些吊诡的意味，但深入考察四川社会思想文化，这一现象又显得不那么奇怪。据《四川月报》报道：“成都共有慈善团体三十余所，规模大小，各有异同。唯其性质，实一种信仰神教之集合，其从事于慈善救济，实出于宗教之信条”，“成都各慈善团体，除个别之组织外，尚有以善团联合会，信仰则各有宗派，内中除玉参、孝德、孝忠、明德等团体，为纯粹之道教外。除多为三教合一之宗教，所供奉之神灵，为伏羲、周公、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观世音、文昌、吕洞宾，他如佛道两教之一切神佛，皆在供奉之列。地位甚高者，则为关羽，据传已受禅为玉皇大帝。各善团皆有经文，名目甚多，编制体例，与佛道两教经文相仿。一切伩式，如讽经追荐死亡等类。铙钹箫鼓，亦兴僧侣无异，仅装束与常人无异而已。至关羽修建门面，则各有派别（有刘门、唐门、周门等分别）总计四十余团体，会员人数约在一万。人民及妇女之同情信仰者，至少在十万人，在成都已达成人年龄之人口中，估十分之四。”从报纸的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思想在民间的受众很多，民间慈善事业受其影响也很大，也正如言心哲所认为的“无论是广义的也好，狭义的也好，其出发点，大都系基于宗教，迷信与同情的观念，来救济社会上一部分的不幸分子”（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深入，中国近代社会无论是在器物上还是思想、政治制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许多社会精英以及国家尝试各种方法对社会进行改革或者革命，企图使国家跟上现代化的进程，让国民“从心理和行动上转变为现代人格”，以挽救民族危机，因此，被认为是“迷信”的民间宗教则成了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四川地区由于地理交通限制长期成为国中的“异乡”，民国前期“一省俨同数国”的政治特色使得四川社会思想文化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受到现代化思想的冲击较小，这就使得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民间信仰依然在民间慈善事业中占据不小的“市场”。这与现代化过程、国家与社会精英结合起来进行新文化运动、“破除迷信”的号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显示出在改良和革命的意识形态之外，一些传统的思想文化和民间信仰依然作为社会资本作用于民间社会，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的韧性。

　　到了中央势力入川、四川中央化后，国民政府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宣扬新生活运动，破除迷信。然而中国的日常生活本身就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虽然宗教信仰被视作“迷信”，但是它早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难以割离的一部分，是民众的精神寄托，彻底根除“迷信”只是政府以及社会精英改革者的空想。整个民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政府和社会精英对“迷信”的各种打击活动，但作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大多数人口占相当地位的精神食粮，民间宗教有着十足的韧性，它所发挥的作用在民间善业中一直保留着痕迹。在面对天灾人祸时，就连政府也不得不利用各种民间信仰仪式以稳定民心。同时，民众施善动机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民间宗教信仰所宣扬的“圣道止于至善”、“积阴德”思想是促进大多数民众捐款捐物的动机，从政府不断打击“借神敛财”的活动中可以想见宗教对于凝聚社会财富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几乎所有善会在面对“缺乏资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民间善业也不得不依赖宗教发挥的作用。所以观察民国时期四川的民间慈善事业，民间宗教信仰对于它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罗英《民国时期四川的民间宗教与慈善事业》，《志苑集林》（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题资料汇编，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