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治理模式（尽管已存在数十年），既能实现长期的经济效益，又能促进公益：基金会拥有的公司

　　在很短时间内，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大流行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还造成了我们需要长期应对的重大经济、社会后果。这次冲击的规模正在形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们预计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失业和破产现象。

　　慈善部门也未能幸免。预计这场危机将导致非营利组织收入损失，并危及到世界各地许多非营利组织的生存（根据《公益经济学》7月份的研究，英国慈善机构在未来6个月将损失64亿英镑；法国运动协会主席菲利普•贾尚表示，法国协会将损失140亿欧元；根据Imagine Canada等公司的数据，加拿大非营利组织至少损失950亿加元。）

　　危机带来了问题，但也带来了可以塑造新的良性模式的机遇，至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并形成具有变革性和企业家精神的解决方案。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打破慈善、金融和商业之间的壁垒，整合长期所有权的概念。企业不应再以股东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应被视为一股促进共同利益的力量，整合所有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非政府组织等）的利益，并将企业战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治理模式（尽管它已存在数十年，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合适），它考虑长期经济绩效，同时又极大地促进公益：即基金会拥有的公司。

　　根据 2015年Prophil的研究，这些基金会通常都有双重目的：

　　l经济目的：确保创始人的愿景和公司的长寿；它以稳定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接受长期战略和管理）为基础，使公司免受敌意收购、去本土化和市场波动。

　　l慈善目的：按照创始人制订的章程，利用公司股东获得的股息为公益项目（文化、卫生、教育、研究等）提供资金。

　　诺和诺德、宜家、博世、乐高、塔塔、皮埃尔•法布尔以及全球数千家大大小小公司，都部分或全部由基金会拥有。这种结构在北欧很常见。德国有近1000家基金会拥有的公司，瑞典有1000家，丹麦有1350家。在丹麦，基金会拥有的公司占GDP的20%。我在瑞士发现了超过120家这样的公司，包括劳力士和维氏这样的大公司。在法国，这种模式是在过去十年里出现的，并随着“事实共同体”（支持基金会拥有公司的欧洲运动）的创建而开始蓬勃发展。在英国，只有少数几个被认可。

　　基金会拥有的公司似乎对就业水平和其运营其间的当地经济都具有稳定的影响。像其他基金会一样，它们受章程的正式制约，章程定义了它们的治理结构和目标，如确保公司的永续经营，为员工利益行事，支持公益事业。

　　从法律上讲，股东基金会是可持续的，通常有义务保存其本金（即公司）。作为唯一的或至少有重大关系的股东，他们影响公司的运营并参与战略决策。在2003年对丹麦产业基金会的研究中，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斯蒂恩·汤普森教授指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基金会拥有的公司不太可能违背与员工或其他公司的隐性合同，因为它并不特别看重额外利润。”基金会章程表明，他们经常对在商业行为中运用高道德标准作出特殊规定，包括员工福利或产品质量。”

　　股东基金会在其运营的社区的慈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股息直接用于捐赠，会增加慈善的短期成效，同时，从长期来看，对公司的再投资会带来更强大的资本基础，这对捐赠有积极的长期影响。

　　斯蒂恩·汤普森,、托马斯·波尔森、克里斯塔·博林和约翰·库恩的一项研究表明，基金会拥有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拥有更长的生命周期:

　　通过观察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他们得出如下结论：

　　•“基金会所有的公司生存超过40年的概率是30%，其他公司是10%。基金会拥有的公司的生存几率总是更高。”

　　•“基金会所有的公司即使在头30年之后也有更高的存活率。在非基金会所有的公司中，30岁后剩余的80%的企业，60岁时会消失，而基金会所有的企业中，30岁后剩余的企业只有30%在60岁会消失。”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经济低迷或金融危机时期，基金会拥有的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其资源来维持其活动，并具有更强的韧性。然而，基金会所有权可能是这样一种结构面临的挑战，因为危机通常需要快速和果断的决策。基金会是否特别擅长迅速、果断和创造性地应对严峻的商业形势?

　　汤普森分析了2008年至2010年丹麦基金会所有公司的业绩，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与传统的投资者所有的家族企业一样高效。

　　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ESSEC）的阿瑟·瑟教授最近访问了Prophil的Virginie Seghers，给出了除挪威之外顽强穿越2008年危机的例子，如德国博世，自1964年以来由一个基金会拥有92%的股份，避免了2008年的大规模裁员，而且2010年的营业额还增长了24%，同时通过其股东基金会保持了活跃的慈善行动。

　　欧洲商学院的艾萨克·盖茨教授和团队学习专家洛朗•马尔巴赫阐释了Handelsbanken（瑞典的一家大型基金会拥有的银行）是如何在2020年春季为客户提供服务，并将盈利能力保持在行业最高水平的。Handelsbanken自1900年以来，股价已经翻了190万倍，是这段时间内全球最大的涨幅。

　　因此，有意推广长期治理模式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主和管理者，应该重新考虑所有权结构的作用，并利用这种基金会模式，雄心勃勃地超越通常的资本主义体制，发挥帮助企业转型的杠杆作用，从而更加实质性地解决我们今天和明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既要发展可持续性、就业保障、劳工标准、产品质量，也要确保慈善行动的财力资源。这就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在美英等目前缺乏这种模式的国家，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促进基金会所有权。

　　作者简介：

　　戴尔芬·宝缇嘉，日内瓦律师事务所律师，从事慈善法工作超过15年，并于2020年成立了公益律师事务所（Purpose Lawyers）。她为公益项目的法律结构（基金会、协会、营利/非营利混合结构的注册）以及如下项目（捐赠协议、公私伙伴关系、治理）的法律框架提供咨询。她还帮助捐助者、基金会和公司制定基于长期愿景的战略规划，担任多个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作为日内瓦大学慈善中心的研究员，她目前正在进行有关基金会附属公司的研究，并举办基金会治理的专题讲座。

　　摩诘译，译自Philanthropy Impact Magazine ISSUE 24 | WINT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