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以动物为历史发展的主角，将人与动物的互动置于紧密联系、动态发展的生态网络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以新的视角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深刻体会到人类与动物是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通过对近20年《环境史》杂志所刊相关文章以及部分西方环境史著作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在时空范围上不断扩展，研究对象日益多元化和细化，研究方法和路径则注重多学科交叉、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以及动态分析，研究议题也有所拓展和加深，且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虽然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国相关研究领域学者辩证地分析和借鉴。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后人类史学”“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等思潮的发展，西方史学界对于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等理念进一步反思。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不再仅局限于人类社会，动物、植物乃至非生物因素亦被其纳入分析范围内。其中，动物以其自主能动性、长期与人类密切互动等特点，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由此，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的趋势。环境史致力于分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化”，且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动物作为自然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成为环境史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对象，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动物研究通常被归类为环境史”。近20年来，随着研究视角、方法以及议题的多元化，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相关学者以不同地区人与动物的互动为视角，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解读与认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来，我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仍相对薄弱，在研究视角、方法与议题上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与拓展。目前，学界对于国外环境史研究的介绍与总结多集中于宏观理论领域，对于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等方面的进展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以西方环境史学界的权威期刊《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近20年所刊相关文章以及部分西方环境史学术著作为例，对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时空范围、主要对象、路径方法以及研究议题等进行耙梳，探寻其研究发展的动向与路径，以期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一、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特点

　　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将动物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角，重视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进行反思，这些均与传统的史学研究明显不同。此外，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受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影响，注重将人与动物的互动置于一个复杂多元的、互相联系的、动态发展的生态网络中进行考察。其中不仅有人与动物双方的互动，还有与之相关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因素的存在，它们互相连通，影响着彼此，这与侧重分析人与动物两方互动关系的动物史及历史动物地理(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有所不同。正因如此，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往往能充分体现出人与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间复杂多元的联系，强调它们同处于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之中。

　　(一)以动物为主角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将动物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角地位，通过不同生态系统中人与动物的多元互动，来观察和分析历史，与传统史学相比，更重视“生态的影响，以及其他各种生命与环境本身的价值”。休斯在环境史理论的第一个维度中指出：“一项研究除非既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变化，又考虑它们与之接触的自然界中各方面的变化，并将两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称为环境史。”伊懋可(Mark Elvin)也认为“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麦克尼尔亦指出，环境史“将人类历史置于地球与地球上的生命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认为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这一宏大故事的一部分，而主角也并不仅仅只有人类。”因此，在环境史研究中，动物是主角，而非边缘和背景，环境史注重从多元环境下人与动物的互动入手，探究“人类如何改变、理解自然界，以及这些改造又是怎样影响人类这个物种的领域”，并积极参与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未来人与动物关系发展的思考之中，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界对于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关注。

　　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依托于西方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历史学新发展的影响。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领域研究视角、方法和理念的支持，环境史研究亦侧重“用生态分析理解人类历史”，因而环境史研究注重以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的视角看待动物。生态学极为重视生物在生存过程中与其生存环境(包括有机、无机环境)的关系。在复杂广阔的生态系统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彼此关联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生态学“提出一种新的道德观：人类是其周围世界的一部分，既不优越于其他物种，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约”，在“自然界中没有所谓的‘废物’”，生态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价值。如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要求“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而在环境伦理学中，“要求人们通过自我约束，把道德扩展到环境中去”，动物等非人类因素的价值、权利以及道德地位均得到承认与肯定。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阐述大自然所承载的14个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事物并不都是‘为了’人类才产生的；非人类存在物也捍卫它们自己的价值。人需要承认这些在他们之外的价值。”更为激进者则提出“生物中心主义”，直接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

　　在史学领域，自启蒙运动以来，部分史学家已开始加大对动物的关注，揭示其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动物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受到广泛重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特别是新动物史以及历史动物地理等研究的兴起。其中，动物史研究“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历史动物地理则侧重研究“人类与动物在空间上的关系如何随时间而变化”。这两个研究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对于西方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界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思，也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提供了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与动物史和历史动物地理相比，更注重在多元、动态生态系统中人与动物的互动，这一过程中还包括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因素，而非仅仅是动物和人双方的直接互动。

　　因此，美国史学家曼宁指出，环境史学家的研究使“我们发现这种分析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推动力层面，进而体现了人类历史中无意识的重要性和生物的力量。”动物史专家里特沃也认为：“环境史的蓬勃发展也有助于引导其他历史学家对动物的关注。”可见，环境史研究在推动史学界的“动物转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生态网络中的互动与生命共同体

　　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不再仅仅关注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双方关系，而是将这种互动关系置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人与动物被置于特定研究时段与地域内更广大的生态网络、社会网络之中，人、动物和其他诸如地质、水文、植物、微生物等要素之间息息相关，一个要素发生变化，会牵动整个网络，从而构成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这样，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多元、动态的。

　　这种分析路径主要借鉴生物学、生态学与环境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早在19世纪，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指出“自然界里的各种关系绝不会这样简单。”自然界等级中相距甚远的植物和动物均可以被复杂的关系网络连在一起。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一旦你真正读懂了达尔文，你就不可能再将人类事务同森林、昆虫、土壤线虫或者细菌等事务割裂开来。”在此基础上，生态学将相互关联的网络扩展至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特别是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更加强调“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总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它们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强调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各要素是相互连接的，“在任何经验中都存在着那种提醒我们是依赖于土壤-植物-动物-人这个食物链，以及属于生物最基本的组织的价值”。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提出生态学的四个法则，其中第一条便是“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大部分生态系统都是那么复杂，以致它们的循环都不是在简单的圆圈内进行的，而是由许多分支交叉起来形成了一个网络，或者是内部相互联系的结构”。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罗尔斯顿亦指出：“生命的故事是复杂的、多样化的、出乎意料的，但并不完全是零散的片段。自然选择的压力迫使物种在生命共同体中完成一定的功能，适应其小生境，把生命流传下去，并把这些不同的生命故事汇合成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故事。”这一理念突出强调生物与其环境的整体性，重视生态系统中同一物种或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压力对于生物提升生存能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动物园和植物园把物种和栖息地隔开”就被视为一种不利于物种长久发展的做法。

　　环境史研究充分吸收了上述生物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注重把“物种与生态过程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生态系统”，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广阔生态网络中加以分析。休斯指出：“我认为我们要考虑的是生命共同体。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诸多物种之一。”克罗斯比将猪、马、牛、羊、驴、鼠等动物和各种病菌置于美洲广阔的生态系统以及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社会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动物、植物、微生物与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等要素紧密联系，互相之间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系网。在此基础上，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史，乃至整个欧洲扩张史就不仅仅是人类的事，而是人类与动物及其产生的病菌共同的事业，猪、马等动物以及各种病菌与人类殖民者一并成为这些扩张活动的主角。克罗农亦指出：“不同的人类选择了不同的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他们的选择不仅通过人类的社区，而且还通过更广大的生态系统，产生了网状的分叉和联系。”他在对殖民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环境变迁的分析中，亦将猪、海狸这些动物融入殖民地广阔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撰写了一部真正跨越各种人类制度界限的生态史。

　　克罗斯比、克罗农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在史学界的“动物转向”中影响深远。诸如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亦将牲畜及其带来的病菌置于美洲生态网络中，再次展现了动物及病菌在美洲征服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将动物置于欧洲、美洲不同生态系统中，并对其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一研究理念近年来依然被环境史学者继承并发扬，有学者通过对1872-1873年北美城市中马类疾病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展现了原本发生于马群中的疾病却对北美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打击。他揭示出大量马匹的存在使位于北美不同地区的城市有着同质化的生物，以及相似甚至相同的生态特征与疾病传播网络。在此基础上，马的任何变动都可以通过这些生物、疾病网络极大地影响北美的人类社会，所谓国界与州界、人类世界与动物界等各种人为的划分根本无法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生态理念的影响下，环境史研究中的人与动物的互动嵌在复杂的生态网络之中，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会随之扩大。如同样是研究牧人与狼的关系，环境史视域下，我们看到的就不仅是狼吃牲畜或人、牧人打狼这样的关系，草场、土地、牲畜、牧人、狼、同一地域的其他草食动物、各类微生物病菌等因素都会被纳入关注范围之内，从而使我们的认识、分析更加全面。因此，休斯指出：环境史要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及使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些自然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美国学者马立博在给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建议中强调：“我们需要注意复杂的相互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环境和将与我们共同分享地球的动物和其他生命形式带入我们的叙述中。”

　　二、近20年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时空范围与对象

　　进入21世纪，“动物转向”依然是人文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中，有“议题与方法的多样化、关注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常见动物、关注中小尺度具体空间下的动物这三个研究动向”。环境史中的动物研究在研究对象、议题、方法路径上也相较之前有了较大的突破，并产出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下面笔者将以西方环境史权威期刊《环境史》所刊相关文章，以及相关环境史学术专著为例，对近年来西方环境史动物研究的时空范围及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分析。

　　(一)研究时空范围的拓展

　　在研究时间范围方面，休斯指出“环境史领域考察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间段，包括史前、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他“特别反对通常的——如果表达不清楚的话——看法，即环境史应专注现代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在环境史中也值得仔细研究。绝大部分人类——环境关系模式以及使之展现的制度或许起源于这些时期，并朝着现代的表现方式演进”。近年来，环境史领域对于动物研究的时间范围确有向前探索的趋势。比如，伊懋可对于中国南部人与大象数千年互动的研究；陶德曼对于印度、中国、波斯、希腊等地大象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人类互动的研究；又如施瓦茨、胡司德、那普等对于中国上古和中古时期人与祭祀动物、仪式动物和象征性动物互动的探索等。但随着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时间范围向古代和中世纪的推进，对学者们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最为突出的是文献问题，特别是早期历史时期，相关资料和研究较为集中在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世界、中国、印度等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地区，如何跨越不同地区古今思想认识的差异，恰当地利用真实度不一的文献材料，成为学者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如伊懋可的研究中大量诗词的运用，受到了部分中国学者关于其真实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质疑，甚至认为这易“令其不自觉地陷入线性恶化的环境衰退论的陷阱”。虽然近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加大了对古代和中世纪的探索，但不得不承认，目前西方环境史对于动物研究的时段仍然多集中于近现代，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张时期。西方环境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较长时段的整体分析，还是短期的具体事件分析，均较为成熟，且有大批著作产出。因此，对于近现代之前历史时期人与动物互动的研究仍需进一步的加强与深入，特别是广大非欧洲国家的早期历史，而对研究相对较多的中国、日本、印度等地，亦需要关注其内部不同自然和文化环境下，人与动物互动的多样性，从而形成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研究空间范围方面，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等一系列著作为环境史的动物研究奠定了基础。受其影响，一大批关于欧洲、美洲殖民地区人与动物互动的环境史著作先后诞生，这使得西方环境史对于欧洲及美洲殖民地内动物的研究最为成熟，成果也最为丰硕。进入21世纪后，这一特点依然显著。近年来，西方环境史学界关于欧洲和美洲动物的研究更为细化、多元化。在地域范围上，不再把欧洲或美洲视为均质的一体，而是注重对同一大洲内部不同生态环境下不同地域的考察，打破了洲际界线、民族国家界线等。以美洲地区为例，关注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如蒂娜·卢对于加拿大北部荒地驯鹿保护区的研究，施佩希特关注了长角牛广布的美国西南部，欧文对加拿大海豹分布的沿海地区进行了考察，方丹注意到了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地区农场及牧场的不同环境。除北美外，广大南美地区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以拉丁美洲为考察重点，其主编论文集关注范围囊括墨西哥、巴西、秘鲁、多米尼加等不同地域。还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欧洲内部生态的多元性，如阿普恩分析了欧洲南部与中部地区环境及动物品种的异质性。此外，环境史学者更加重视对于中观、微观环境下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城市、保护区、动物园乃至实验室等。这使人们认识到，动物与人类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动物无处不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纯粹的人类时刻”。

　　除欧洲和美洲外，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对于动物研究的地域范围也扩展到了其他各大洲。如陶德曼对于印度大象的研究，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对于中国东北毛皮动物的研究，贝杜维对于中国东北野生动物、蒙古草原牲畜以及滇西南蚊虫的研究，琼斯对于俄国太平洋地区动物的研究，沃克对于日本狼的研究，布姆加德对于马来地区虎的研究等等。包茂红在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后曾指出：“从大的地域范围来讲，极地环境史和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可能是环境史研究的最后边疆。对这两个地域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撰写真正的世界或全球环境史成为可能。”近年来，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已经开始逐渐涉及这两个地区。艾伦·米哈伊尔的《奥斯曼埃及的动物》，以家畜、狗和魅力型物种(charismatic species，如大象、狮子和老虎)为主要研究对象，展现了1770-1830年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埃及地区人与动物的互动。阿普恩的关于18世纪欧洲动物流行病的研究中，分析和揭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牛大量输入欧洲后，对欧洲食物结构、生产结构和动物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而关于极地地区，如桑德洛斯的研究关注到了人们对加拿大北部动物及其生态的认知与保护，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主权的扩展。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环境史动物研究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欧洲、美洲研究领域，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但与此同时，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亦有挑战。如随着研究地域范围的扩大，需要学者们既具备分析和处理多语种文献的能力，又要对所研究地区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如伊懋可、谢健、贝·杜维等学者对于中国各种动物的研究就立足于此基础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即便如此，由于对语言的掌握程度的不同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上述学者的研究仍然存有不足。如伊懋可对于诗词史料的利用和价值判断，以及汉地中心观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谢健等人虽然利用了之前长期被忽视的满蒙文档案，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忽视基本史实的考订、阅读文献不求甚解”的不足。此外，近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逐渐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人与动物互动的差异，以其关于中国的研究为例，如贝·杜维对于中国边疆地区人与动物互动的研究是基于东北、内蒙古、西南三个不同生态环境的地域进行分析，从而展现了清王朝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统治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各地环境具有多样性，东北、内蒙古等地内部亦有多元的环境，如东北的南、北、西部有不同环境和生产方式，内蒙古草原的东、西亦有一定的差距，并非传统观念中都具有同质性的。印度、非洲等地亦有此多元环境的特点，如何很好地把握不同地域复杂生态系统中人与动物的互动，同样是西方环境史学界面临的挑战。

　　(二)多元的研究对象

　　家养畜禽是与人类接触最为密切、互动最为频繁的动物，可以说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均有它们的参与，因此其是环境史最早也是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阿普恩称：“长期以来，环境史学家一直要求家养动物在它们讲述的故事中背上沉重的担子。”近20年来，家养畜禽在环境史动物研究中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有拓展，下面以马和猪的相关研究为例进行分析。

　　长久以来，马在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它在殖民地拓展与建设中的重要军事和交通作用。但近年来，马匹也成了城市环境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著名城市环境史学家塔尔甚至将马匹视为理解19世纪以及20世纪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细致分析了1872-1873年横扫美洲的马流感对北美诸城市运输、商贸以及市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不仅证明了“马在19世纪北美城市功能的中心作用”，更通过对马流感传播过程的复原，揭示了19世纪北美城市相似甚至相同的生态特征。还有学者通过对马在城市交通、商贸中作用的衰落，以及牲畜被清理出城市的过程的分析，揭示工业革命后新技术及新卫生观念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影响等。

　　猪也是近年环境史所关注的重要牲畜，对其作用的分析不再仅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殖民扩张等领域，而是被融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等诸多研究之中。怀特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猪品种对于推动欧洲猪种改良、生猪生产，以及资本主义肉类生产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将其视为“早期现代全球化和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个缩影”。萨拉瓦的研究较为独特，他将猪与民族主义和政治运动相联系，重点分析了纳粹德国时期养猪业的发展与其文化内涵，揭示了养猪业在纳粹德国国家共同体和民族主义思想构建中的重要作用。除马与猪外，牛、犬等家畜的研究也日益深入。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更能使我们全面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故“与其说是家畜的历史，不如说是有家畜的人的历史”。除了畜禽外，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家养宠物、动物园动物、实验室动物等的关注也有所增加，开辟了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伦理、心理情感等方面问题的新视角。

　　野生动物亦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在有蹄类动物方面，各种类型的野牛、羚羊、鹿等最受关注，它们不仅是荒野中的生灵，更是家畜的竞争者以及人类部分时期的食物来源，与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互动。在兽类方面，虎、狼、狮子、灰熊、大象等大型兽类长期受到关注，它们一方面可以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命、财产(主要是牲畜)安全；另一方面，部分大型兽类也被视为“魅力型大型动物”，成为宫廷、动物园等场所的重要成员，具有相当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与人类有着多种形式的互动。诸如灰鼠、草原犬鼠、河狸等各种小型啮齿目兽类也日益受到重视，它们一方面通过破坏草场等行为影响人类生产，另一方面它们身上携带的病菌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对鸟类、昆虫、鱼类的研究也极为丰富。鸟类多与景观、文化以及动物保护等议题相关，昆虫多与疾病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等议题相关，鱼类多涉及资源利用、主权争夺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学者对于部分地区已灭绝动物与人类的互动亦有关注，如猛犸象、野牛等，并对其灭绝原因进行分析。总之，环境史学者关注多元环境下与人类互动较为频繁的野生动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不同，它们所处的是更为复杂多样的野生环境，因而环境史学者对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与关联，突破将自然与人类社会割裂对立的传统认识。

　　此外，与动物密切相关的动物园、保护区、动物研究和保护机构等也是环境史动物研究所关注的对象。通过这些场域或机构，人类能够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这也能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变迁及思想的变化。与动物有关的一些知识、理念的形成与变迁也日益受到环境史动物研究者的关注，如“野生动物”概念的变迁、“栖息地”的内涵及变化、评判历史时期动物数量的标准等问题。这类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现有关于动物的知识理念，并对其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相关学者亦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学者们掌握更多更深的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要求学者们能够对人与动物更为复杂的关系进行分析。如动物机构和动物文化的研究，不仅涉及生态网络中人与动物的互动，还涉及人类内部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复杂因素，这些均是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想要进一步发展时所要面临的挑战。

　　三、近20年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方法路径

　　环境史研究注重多元学科方法的结合。休斯指出：“环境史家兼用历史和科学二者的工具。”其中，环境科学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沃斯特亦提出：“环境史领域的一个中心目标应该是更多地学习环境科学，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过去的研究。”因此，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需要生物、生态、地理等环境科学方法基础，更需要研究者根据所研究的问题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艺术学等多元的学科方法。有学者在对1872-1873年北美城市马流感的研究中，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对疾病传播过程进行复原。麦克尼尔对1620-1914年加勒比地区疟疾和黄热病，以及阿普恩对于18世纪欧洲动物流行病的分析，分别运用了医学、兽医学、卫生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使近年来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材料极大地拓展，除了传世文献、政府档案材料、私人日记、考古文物外，口述材料、雕塑绘画、摄影作品等均为这类环境史动物研究的重要材料。如海因茨曼借助19世纪儿童读物上的丛林动物插图研究英国民众对于殖民地的认识。又如伍兹在关于英国畜种在殖民地推广的研究中，大量运用宣传手册等。

　　在分析思路和研究路径方面，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首先注重打破所谓“现代性”中的两个分界，即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自然和社会(人类和非人类)的分界，以及我们和他们(西方人和其他所有人)的分界。其中，自然和社会分界的突破，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将自然与社会割裂甚至对立的观念，更好地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通过生态、社会网络紧密相连。在这种思想和分析路径下，动物界与人类社会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世界，而是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学者们往往能够以独特的动物视角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如科斯马尔通过白人殖民者对犬类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揭示出其对当地印第安人的认知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殖民地的建设；在沃克的研究中，日本政府的灭狼行动不仅是一种保护牲畜的行为，更反映出日本在经济生产、教育乃至思维观念的现代化转变；保利则通过对1776-1789年英美等国对黑森苍蝇(Hessian Fly)入侵的考察，揭示出英美等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研究中，动物形象及其行为在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是连接社会与自然的重要桥梁，环境史学者对于这一因素的发掘和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打破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界线的打破则有助于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去中心化”，使研究者注意到不同地区发展中的联系，从而使研究结论更为全面、客观。怀特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猪种对于欧洲猪种改良和肉类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阿普恩则通过对18世纪欧洲动物流行病传播的分析，揭示了奥斯曼帝国、中欧地区对于西欧农业革命的肉类食物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研究仍相对较集中于欧洲动物的输出及影响，对于其他地区动物输出及影响的关注仍显不足。

　　“一个生态系统几乎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其变化过程常常是很复杂的”，人类社会亦是波动发展的，这使西方环境史视域下人与动物互动的研究，并不是静态的分析，而是动态的考察。他们多将人与动物与自然、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进行较为长期的观察，从而形成完整且动态的研究。施佩希特重点分析了19至20世纪民众对于得克萨斯长角牛认知的变化，从早期被引进的特殊畜种，到战争时期的重要肉类来源，再到战后被视为得克萨斯传统文化象征三种形象的变迁，即由兴起、衰落和重生的历程，揭示了长角牛对美国农业系统发展的巨大影响，展现了生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海因茨曼关注19世纪末英国读物中有关丛林动物插图的变化，通过对这些插图类型由猛兽暴行到关押猛兽，再到童话般的动物共乐的变化，揭示英国对于殖民地认识和建设理念，从最初的暴力征服与管理，逐渐到试图将殖民地“重新塑造成英国文化中快乐的成员”的变化过程。米勒通过分析日本在现代化起步、二战、战后重建三个时期，东京帝国动物园内人对动物态度的变化，以及动物园建设理念的变化，追溯和揭示了日本“生态现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的发展，以及日本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可以发现，在这类研究中，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并未将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或动物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与动物的互动模式视为静态的，而是注重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进行动态考察。

　　四、近20年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主要议题

　　近20年来，随着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的多元化，环境史动物研究在传统议题上有更深入的推进，同时也参与到了众多新议题的讨论之中。

　　(一)殖民地的开拓与建设

　　在克罗斯比的影响下，近20年来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对于殖民地开拓建设问题的研究继续加深。伍兹通过对英国畜种在广大殖民地的传播与扩展的分析，描绘了一个由绵羊、牛等连接起来的牲畜网络，揭示了这些牲畜在英国殖民统治巩固中的中心作用，并生动展示了“非人类因素是如何将殖民地边缘与帝国中心联系在一起的”。费舍尔着重分析了牛在改变殖民地生态环境、土地利用方式、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动物在推动资本主义扩张中的重要意义。此外，安德森对于输入美洲家畜的研究，斯莫利对于北美海狸、狼、鹿等野生动物的研究等等，也揭示了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欧洲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是在每个殖民地都受推崇，如博伊斯(James Boyce)的研究指出在19世纪塔斯马尼亚特殊环境的影响下，当地民众(土著及欧洲罪犯)并未建立欧洲大陆那样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而是选择了利益相对更大的半游牧半狩猎生产，在这一过程中，“狗对英国人和土著人的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起着核心作用”。总之，近年来这一经典议题的研究涉及的地域更为多元，而且关注到了不同殖民地之间的异质性；此外，涉及的动物物种也有所增多。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欧洲模式并未在所有殖民地奏效，这使我们对于欧洲殖民地扩张与建设的认知更为全面。

　　(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与扩张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与扩张是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议题，近年来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也深入参与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与讨论之中。一方面，有学者集中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建设发展。如怀特的研究揭示在中国生猪种输入、国内和世界市场发展以及生产方式进步的影响下，欧洲生猪品种、养殖和加工方式的巨大转变，进而形成了肉类工业生产模式，使猪成为“国家和国际工业商品”，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尔曼的研究极为独到，他将工业纪律和管理问题与野生动物的训练联系起来，通过分析美国著名马戏大师亚当斯使用传统“家庭制造系统”管理理念驯养灰熊的失败经历，揭示了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具有父权制劳动传统的“家庭制造系统”的管理理念走向没落的现实。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思想在亚、非、美洲广大地区的扩张，以及上述各地的现代化建设历程。如沃克通过明治时期北海道的灭狼行动，揭示了日本在生产、教育以及思想上的现代化进程。布姆加德的研究中亦分析了马来世界近代灭虎运动背后西方现代化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传播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发展，环境史学者对于所谓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和弊端，并且开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适合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进行更多的关注与发掘，如上文中提到的博伊斯对于塔斯马尼亚地区半牧半猎生产的研究，以及斯卡伯伦以人与狗关系的变化为视角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展道路的研究等。

　　(三)疾病与公共卫生

　　长期以来，动物除了为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外，也带来了诸多疾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由动物传播的疾病的巨大影响，以及人类为应对其所做的各种努力，成为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热点。麦克尼尔的研究分析了由蚊虫传播的黄热病和疟疾对“大加勒比”地区(Greater Caribbean)政治博弈和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揭示了地缘政治和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社会和自然共同进化所构成的人类历史。道恩·比勒(Dawn Biehler)的研究关注了由老鼠、鹿等野生动物传播至人类的各种人畜共患病，探寻“健康如何连接人和动物的身体”，并对这些疾病传播和防治过程中所蕴含的政治政策、管理困境、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进行反思。贝·杜维重点分析了清代中国滇西南地区蚊虫传播的疟疾等对政府权力伸入的抑制，以及土著民族自主权增强的重要影响。

　　面对动物传播的疾病，人类采取了相关措施，这种人与动物的“攻守战”亦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戈登·帕特森关注了1900-1970年美国民众与蚊子的斗争史。为了消灭传播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的蚊子，美国民众数十年来采取了包括繁殖地破坏、生物防治以及化学药剂等多种方式，但这些措施，特别是杀虫剂的使用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牲畜曾是欧洲城市交通、商贸等活动的重要支撑，它们的棚圈及排泄物大量存在于城市，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完善，牲畜及其棚厩作为健康隐患，被大量从城内迁出，城市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相关学者分别以伦敦、爱丁堡和巴黎为研究对象，对上述现代卫生体系建立下城市与牲畜的互动进行探析。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之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近年来，诸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病毒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亦均由动物传播而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挑战。由此可见，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中关于疾病与公共卫生的议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我们也期待更多关于历史时期防治动物传播疾病的相关研究，为我们今天的相关防治工作提供借鉴。

　　(四)动物保护

　　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除揭示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外，更关注对动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总结。近年来，相关学者一方面重视对历史时期动物保护意识及各类动物保护运动发展历程的研究与反思。内斯海姆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野牛保护过程中生物保护与经济利用之间的关系，指出：“动物保护的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并非对立的，二者密不可分”，提示我们打破生物保护与经济利用二元对立的观念，要对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阿拉贡研究了灰熊灭绝后加州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反思了长期以来被奉行的栖息地保护模式，指出传统单纯的栖息地保护模式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保护目标，反而导致了科学和政策、野生动物科学界和政府管理界的分裂，反而不利于保护工作，因此他呼吁在重视保护区建设的同时，探索更多更新的保护模式。桑德洛斯通过对20世纪加拿大对北部野生动物保护的理念及历程的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对北方地区包括动物在内的生态环境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它对北方地区野生动物及生态的保护更多地展现了其政治和文化思想的主权扩展，而这些原本不属于当地的南方思想文化被强加给北方土著民身上。

　　一些学者对动物保护和研究机构也有关注，借此反映人类对于动物保护意识和水平的提升。如威尔逊研究了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迪安·史密斯探讨了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黄石国家公园等等。这类研究对于旧有保护理念、保护模式等也有了新的反思，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动物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除上述议题外，诸如人与自然、民族主义的兴起、动物福利、道德与伦理等均为近年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综上所述，近20年来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议题在原有基础之上逐渐扩展，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有两个较为明显的趋势。一是学者们对于欧洲和美国之外地区的研究逐渐增多，中国、日本、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成为研究热点，为构筑全球环境史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同一国家或地区环境多样性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比如在传统欧洲区域的研究上，部分研究不再简单将欧洲视为均质的一体，西欧中心观受到挑战，学者们加大了对中欧、东欧地区的研究。在对北美的相关研究中，除长期受关注的美国西部地区外，近年来美国南部、加拿大北部等地也备受学者们关注；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摆脱中原中心论，开始对东北、内蒙古、西南等地进行更为多元的研究等等。二是研究深度增加，不仅局限于环境问题，更多的是用环境史的视角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问题。在部分传统问题的研究上亦有新的突破，如对广大殖民地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不再仅将视角停留在欧洲物种或殖民者对于当地的影响上，相对加大了对殖民地地方知识，以及其自身发展模式的研究。又如学者们在重视野生环境中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的同时，加大了对诸如城市、实验室等人工环境中人与动物的互动的关注。正因有了对多元议题的研究，使动物成为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极大地推动了环境史的研究，也使人们在充分认识历史时期人与动物在不同环境下互动的同时，进一步深思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为当今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在诸如殖民扩张等问题的研究上，存在过度将原因归结于动物、植物、病菌等生物因素的现象。高国荣曾指出：“如果将欧洲征服美洲归因于生物扩张的话，那么，欧洲殖民者的罪愆就会被急剧减轻，而土著面对苦难只能是自怨自艾了。”因此，在借鉴相关分析理论和方法时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此外，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上，部分学者有“生物中心主义”思维，我们反对人类中心论，但过于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也是不正确的，需要我们在分析中保持清醒。其次，尽管近年来相关学者加大了对非欧洲国家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或地区内部环境的多样性，但旧的“欧洲中心主义”仍有残存，部分研究中依然用所谓的现代化价值观念进行分析，对于非欧洲地区民众有关动物的传统认识、地方知识的评价存在偏颇；对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多元生态、文化环境的认识与分析仍然相对不足，往往容易忽略一地内部环境多元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同种动物习性的多样性等。总之，在借鉴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理论方法的同时，我们要辩证地分析和借鉴。

　　结论

　　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特点在于，它以动物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角之一，将人与动物的互动置入复杂、动态的生态网络之中进行考察，从而使人们关注到人类历史发展中常被忽略的生物因素及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因此，相关研究往往能够得出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的新解。如克罗斯比等提出的“生物旅行箱理论”，对欧洲殖民扩张进行了新的解读，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格尔斯等人指出：“如果忽视环境和生态的作用，那么全球史也就难以成形了。”休斯提出：“新的世界史编纂必须把生态演变作为重要主题。”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有助于推动这种融入生态因素的新的世界史的书写。此外，以生态网络中人与动物的互动为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突破在传统中所重视的行政区划、文化分区等各种界线。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于传统“人类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等观念的反思，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包括动物在内的各种生物、非生物因素的重要性，推动“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普及。

　　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研究的时间范围上，以近现代为中心，开始向中古乃至上古进行探索；在研究的地域范围上，虽仍以欧美地区为主，但部分学者也逐渐加大对亚洲、非洲等广大地域的关注。与此同时，诸如城市、动物园、实验室等中、微观尺度的地域亦受到关注。在研究对象上则呈现多元和细化趋势，对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探讨逐渐增多，对动物园、动物保护和研究机构，以及有关动物的相关概念等也有了较大的关注，从而使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化。而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相关学者以历史学和环境科学为基础，根据不同研究对象选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坚持自然与社会相结合进行动态研究。在研究议题上，殖民地的开拓与建设、资本主义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疾病与公共卫生、动物保护等多元议题受到关注，且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然而，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时间仍局限于近现代，研究地域集中于欧美，对其他学科方法运用得不到位，对部分问题的过度解释，“西方中心主义”残留，极端“生物中心主义”思想等，特别是在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上，由于语言文字、文化历史以及思维观念的不同，致使相关研究往往较为片面，对具有复杂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的认知也较为单一和均质。

　　“我国的动物界组成丰富、特产种类多、区系及生态的地理变化明显”，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对于人与动物互动的记载亦丰富多元，历史动物地理、农业史对于野生动物、家禽家畜的研究也有大量佳作产出，这使得我国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质言之，在目前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中，相较于水利、能源、农业等热点视角，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相对较弱，处于冷门地位。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材料，而在于我们未能用不同环境下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去解读历史。如农业史关于家禽家畜的研究侧重于制度和经济，本质上仍是以人为主角的；历史动物地理关于动物的研究侧重于分布变迁规律，对于动物与人互动的关注相对较少。

　　今后，我国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应在立足于自身优势(如史料、对多元环境的熟悉等)的基础上，辩证地借鉴西方相关研究视角与方法的长处，推动相关研究发展。我们可在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借助农史领域对家禽家畜的研究成果，转变传统以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视角，融入更多生态因素，对不同环境下人与畜禽的互动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畜禽对于各地环境、社会及历史发展的影响；二是借助历史动物地理对于野生动物的研究成果，在把握动物分布变迁规律的基础上，加大对各种环境下人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关注，注重分析野生动物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等。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转变传统视角，在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总之，我们要在坚持本身优势的同时，对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长处进行辩证的借鉴，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环境史视域下的动物研究水平，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动物等生物因素以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本文作者张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