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初创期。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战败引起国人的极大震惊，先进分子开始宣传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并强力的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形成了近代首次思想解放潮流。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妇女的觉醒始于维新变法思潮。

　　在晚清以前，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妇女民间赈济行为，但几乎都是局限于宗族或邻里之间的相帮互助，其赈济行为亦是个别、分散的，其社会影响也十分微弱。进入近代后，广为传播的妇女解放思想启蒙女性意识，使得“合群”意识成为那一时期进步女性的共识，这为近代妇女团体的成立奠定基础。同时，“妇女乃国民之母”、“女国民”责任等意识，促使妇女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受维新变法的思潮的影响，妇女们开始合群结社，催生了突破亲缘和地缘关系的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清末在慈善活动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妇女团体有闺阁赈捐局和中国妇人会。下面将以这两个妇女团体为例进行比较，探究这一时期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演变。

　　1、慈善观念上，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为“女国民”责任

　　闺阁赈捐局成立于维新变法之前，其创办人是孙明义。她生于安徽合肥官宦之家，是前直隶藩司孙方伯光的侄女、孙仲愚孝廉的姐姐。在组织闺阁赈捐局前，就已从事慈善活动，为家乡修建桥梁，有惜字、施棺、施药等诸多善举。1888年，她听闻河南郑州黄河决口，随即“变卖田产聊为倡捐”，并“约同张郎帅之夫人创立闺阁赈捐册”。同时，她向李中丞儿媳妇等官家女眷劝募，凑钱购米一千余石前往河南省赈济。1890年，孙明义目睹山东灾情严重，又闻江浙水灾泛滥，于是发起成立闺阁赈捐局。她发起成立闺阁赈捐局的主要动机是受到传统福报观念的影响。《申报》称孙明义为“方外信女”，反映出其为虔诚的教徒。另外，从《申报》上有关于闺阁赈捐局的劝捐报道，亦可见闺阁赈捐局的女性大多是出于祈福避祸的心理参与慈善救济，希望通过做善事积阴德，祈求达到添福添寿的愿望，“女红铢积损已济人，人则尤功德无量，求子得子，求寿得寿，富贵功名皆能可祈。

　　闺阁赈捐局成立后，孙明义就组织妇女对山东灾情进行劝捐，“劝募大米二千五百石，运交山东验收济赈”，受到朝廷嘉奖。其后，又在北京、上海、河南、安徽四地设立总局，而后又在其他地区设立分局十余处。闺阁赈捐局的善举在当时受到诸多好评。1893 年之后，她和闺阁赈捐局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部分闺阁善堂逐步被挪为他用，如兴办勤工学堂、女子学校等途。

　　闺阁赈捐局的成立及其善举凸显出晚清时期妇女们开始以团体的力量来进行赈灾救济，但是其慈善行为方式仍旧是传统的。而在闺阁赈捐局之后成立的中国妇人会则有所不同。它不再是简单地扶贫济弱，而开始承担“女国民”的责任。换言之，她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已经成为妇女运动的一部分。

　　中国妇人会创立于1906年（光绪32年），其成立的直接因素是1906年4月份的美国旧金山大地震。1906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爆发了大地震，“受灾之剧为今古环球所罕见，各国羁旅同遭是厄，而吾数万华侨房屋财产数百万金赀亦完全被毁”。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从上述的中国妇人会章程提到“女界自立”、“改良妇女社会之第一机关”，表明她们受到维新派改良思想的影响，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开始注重女性的自我价值，从而追求女性的独立自主，这也反映出妇女的观念渐变。在中国妇人会章程中的第三章提到以“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均有应担之责任，应尽之义务”为宗旨，则充分体现了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妇女也应当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妇女自我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其背后的实质则体现出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近代妇女开始思考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男性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在慈善事业上的反映就是这时期女性的慈善动机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化为一种道德责任。这可以在中国妇人会章程第三章“宗旨”得到体现，“我二百兆妇女同胞，实占国民全数之半，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均有应担之责任，应尽之义务。”可见她成立中国妇人会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她试图通过慈善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2、组织上，由妇女个体慈善向妇女团体慈善演进

　　在维新变法之前，动员妇女参与慈善活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对象是一批官眷。她们处于妇女群体中的中上阶层，其动员的主要对象也是中上层的妇女。其慈善活动大多是在男性家属的出谋划策下开展的，她们尚未形成团体的力量，只能作为妇女慈善个体零散地开展慈善活动。而从中国妇人会开始，妇女慈善活动有别于传统妇女扶贫济弱的善行，其行为具有一定持续性。同时，慈善团体的组织上，呈现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中国妇人会不仅制定了会员章程，还有会刊——《中国妇人会》小杂志。中国妇人会的慈善活动亦起到一定的实际效果。

　　1907年，李公祠内公益善会开演为江北募捐的新戏电影。当天晚上演戏完毕，由英敛之登台演说爱群救灾大意，接着中国妇人会会员英淑仲、英怀清两女士现场劝捐，男女来宾踊跃输助。当晚共收到捐款大洋二百零三元、一百三十七的铜子、一百五十七枚。钱款交由户部银行汇至灾区。针对此次捐款，时人就感慨道，“中国近数年来爱国爱群之进步异常发达，深为可贺，但苦无人提倡耳”。同时，中国妇人会的慈善活动亦得到了赞赏，“有团体意思方好，但是有团体的国民，他的益处不但在办的小小这善会，将来可以保着国不灭，种不忘，也就是结合团体的义气了。”可见，近代妇女以团体的方式开展慈善活动扩大妇女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3、慈善方式上，从“捐款捐物”走向“筹款筹物”

　　传统妇女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其参与慈善活动的方式主要是捐款捐物，例如向寺庙捐香油钱。在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女学开始兴起。因此，除了名媛贵妇等上层阶级的妇女组成团体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女学生组成的团体也积极开展慈善活动，从某种层度说，女学生代表了那一时期的进步妇女，她们的参与为近代妇女慈善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同时，随着公共空间的扩大，女学生在慈善方式上尝试创新筹款方式，由“捐款捐物”转变为“筹款筹物”。换言之，通过举办娱乐活动让更多人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从而获取更多捐款。1907年的女学慈善会曾经在北京的琉璃厂大放花炮和烟花，吸引民众为江北灾民捐款。1907年外城女学传习所总理江亢虎为赈济江北灾民，联合北京所有女学堂，创办女学慈善会。该会举办了两次活动，活动从3月16日开始持续到4月上旬。当时共有北京各女学堂学生数百人。她们聚集在琉璃窑内工艺局及丰泰照像馆等处举行游艺活动来进行筹款筹物。为了吸引人员前来观看，女学慈善会为宣传这次活动费了不少心思。

　　由女学慈善会的慈善方式和救助对象可见，她们的慈善方式是筹集赈款，而救助对象则是陌生的灾民。这就是与传统的慈善方式与救助对象有所不同。传统妇女慈善主要是向身边的亲友劝募善款，主要用于宗族、邻里之间的相帮互助，其活动有地域局限性。因此，在合群思潮影响下，以“血缘亲疏关系为尺度的宗族社会开始转型，狭隘的地方主义局限逐步被打破”，使得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突破了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救助对象更为广泛。这种现象不仅在女学慈善会中得到体现，中国妇人会亦是如此。中国妇人会成立之初便是为了救济旧金山地震中的受难华侨。1906年6月13日，《大公报》刊登了《中国妇人会募赈旧金山之办法》。随后的7月至10月，大公报先后5次公布中国妇人会的“经募旧金山赈款收款清单”。该会利用纸媒向民众劝募，并最终将筹得赈款汇寄国外，拯救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外同胞。中国妇人会不仅在筹款赈济旧金山大地震中有非凡的贡献，而且该会在江北水灾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开创了妇女义卖筹赈的创举。1907年2月14日，中国妇人会北京执行干事钟英、黄铭训及四川女学堂学生杜成玉、杜成淑等人“为了江北水灾，特印《难民图》两万张，并编成浅近歌说，在厂甸叫卖”。中国妇人会义卖《难民图》筹款效果显著，“十日之间，上下社会捐集之款竟得一千余元”。在这之后，不少妇女团体纷纷效仿。

　　在维新变法开始前成立的闺阁赈捐局是清末较早开展慈善活动的妇女团体，其相较传统的慈善活动就有突破之处，已经懂得凝聚集体的力量开展慈善活动，其赈灾对象突破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这之后成立的中国妇人会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在“女国民意识”的驱动下，展开有别于传统捐款捐物的妇女慈善活动，开创了妇女“义卖筹赈”的先河，使得慈善募捐的形式由传统地向亲友劝募转为向陌生人劝募。这一时期妇女团体的慈善观念、慈善组织形式，以及慈善方式和救助对象的发展，不仅帮助妇女冲破男权社会的轻视与压制，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亦推动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庄细细《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