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组织——“会”，何谓“会”？《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会，合也”。《广雅·释诂三》中的解释是“会，聚也”。汉典则把“会”解释成“为一定的目的而成立的团体或团体组织。”

　　据陈宝良考证“会作为一种团体，至迟在北朝北魏初年即已出现。”经唐宋至明清，“会”的类型和功能日渐丰富，并建立起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其成员规模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不仅个人可以参会，家庭、其他“会”“社”“堂”等组织体均可成为其中一员。一人多会，一地多会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表明“会”已经成为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一种习惯。完备的规则，成熟的形态，使其遍布城乡，有的可以运行百余年而经久不衰。与“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还有“社”。“社与会，其起源虽有所不同，但含义实可归趋于一。‘会’有聚合、汇合之意。人聚集之地即可称会。”“社与会相比，其含义虽较会更为广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与会自可并称。”（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宗族之中通常会设有祠堂，作为族众开展祭祀祖先活动的场所。组织祭祀活动没有经济的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因而“族人形成组织，还要在经济基础上有实现的手段，这就是祠堂祭祀，在这一活动中，人们以‘一本’为共识，通过宗族族长组织的祭祖活动，形成一个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堂”除了是一个祭祖活动的固定场所外，也具有组织共同体的性质。本文中所涉及的“社”“堂”等组织与所讨论的“会”同义。

　　在中国传统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积极角色，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与民间凝聚民众力量开展社会治理的有益途径。“会”的数量众多，存续时间长，具有民间性、自发性、自治性等典型特征。“会”是一个客观存在且具有独立人格的有机体，其本质是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它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成员的联合体。成员之所以自愿结成团体是基于个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和共同的的，这一共同目的是以一定的利益需求为导向，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精神利益，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个人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单独达成，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为媒介个体结成群体。按照立会的目的和连接纽带，本文将清至民国时期的“会”划分为血缘型“会”、地缘型“会”以及业缘型“会”。

　　血缘型“会”，是基于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在同一家族范围内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如清明会、丁会，或为了培养本族人才组建文会、宾兴会等，也可以是为了族人的婚姻、养老、安葬、救助等而立会，如利济会、百子会、长生会等。

　　地缘型“会”，是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基于人和人之间长期共同生活而构建起来的熟人关系，民众为特定的目的自发组织在一起而结成的“会”。这里的地域，即可以是一乡、一村、一县等行政区域，也可以跨越几个行政区域。其立会的目的既可以是“互益性”的，即仅限于组织内部成员自身受益，比如为集资互助而设立的钱会；为祭祀共同神袛而设立的神会，如关帝会、汪公会、张王会、文昌帝君会等。也可以是“共益性”的，即组织成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受益，如为便利交通出行，而设立的路会、渡会、船会、桥会等等。

　　业缘型“会”，是民众基于共同的事业自愿捐助设立的“会”。其立会的宗旨主要是为实现社会慈善公益，往往打破了家族、地域界限范围，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事习惯。因此，这里主要指民间的善会善堂，比如为救助女婴而设立的保婴会、育婴堂；为安葬亲属而设立的助葬会、储恤会、永安会；为救助寡妇而设立的恤嫠会、儒寡会；为普度众生设立的赏节会、放生会；为救助孤老设立的恤颐堂、长寿会等等。

　　本文根据实际掌握的资料情况，选取血缘、地缘、业缘三种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会簿原件，作为分析解读的基本素材。而商业性的“会”、政治性的“会”、宗教性的“会”以及军事性质的“会”，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血缘型会——族会，族会因设立目的的不同，存在多种类型，本文重点考察了祭祀类和教育类两种类型的族会。族会就是建立在宗族内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为了维护宗族共同的利益而组成的族众共同体。它与宗族关系密切，或是为了祭祀祖先，修撰族谱；或是为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亦或是为了情感联谊、互助救济等目的，族众醵资立会。族会是长期性组织，其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为此族会通常都制定有一整套规则，以此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在祭祀类族会中由族众或会员大会共同选举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组织事务，在会规授权的范围内行使管理职权，并代表族会开展外部经济活动。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分为“轮值制”或“选举制”，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全体成员共同决议的结果。成员地位具有相对平等性，按照会规履行义务分享权利，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成员如果违反会规都会受到处罚。同时，由于族会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故其会规当中还带有部分强制性和身份化的特征，比如对于违规成员进行家法处置等，可见宗法伦理对维护族会组织的内部秩序发挥着一定作用。

　　祭祀类族会的会产主要来源于成员捐助或族产划拨，无论何种来源族会对会产均享有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族会的财务向全体成员公开，并接受监督。在教育类族会之中，同样由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代为管理族会事务，与祭祀类族会不同的是，部分教育类族会采取选举产生董事会进行管理的方式，这与民国时期政府发展教育的政令推动有关。教育类族会的会产来源与祭祀类族会相同，产权同样归属于族会所有。不同的是教育类族会的设立及其章程一般要报政府备案。

　　无论是祭祀类族会还是教育类族会都具有类似现代“法人”组织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族会被民众赋予独立主体地位，有专属名称，享有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以族会名义对外开展社会经济活动；族会按照拥有的田园林地等以会户名义向国家履行纳税责任，为官方所承认。族会基于特定的血缘关系建立，受益的范围仅限于族众，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人不得入会分享权益，因此，族会又具有人合性和互益性的特征。

　　地缘型“会”，本文重点考察了神会、桥会、渡（船）会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会”组织。传统社会民众共同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居”，还可以是基于地域和共同利益的连结，从而形成地缘关系的组织共同体。在一定地域范围，为供奉各种神抵祈求神佑平安为目的建立的神会，以及架桥造船为方便行人交通出行为目的建立的桥会、渡（船）会，均属于此种类型。

　　地缘性“会”在立会目的上虽有不同，但是在组织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共性的特征，表现为由全体成员共同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在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从家族生活走向社会生活，“会”成为新的结群方式，通过地缘和业缘纽带的连结，实现了一种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能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益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会员持有的“会股”可以根据立会条规进行买卖、抵押、转让、继承，其股份涵义与现代股份制下的股份实有相同意义。在中国传统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积极角色，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国家与民间凝聚民众力量开展社会治理的有益途径。“会”的数量众多，存续时间长，具有民间性、自发性、自治性等典型特征。在组织的外在形态上，地缘性“会”被民众以民间习惯的方式赋予了民事主体地位，有自己的名称，专属的会产，可以“会”的名义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其活动由其管理人员代理。虽然官方并未以成文法的形式设定其主体资格，但是，“会”以会户的身份按期向国家缴纳赋税，并获得官方颁发的纳税凭证。官方制定发布的这些非规范性法律文书，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另一种方式承认了“会”的合法性。此外，神会与桥会、渡（船）会由于受益范围的不同，在组织形态上存在着些许差异，神会的受益范围限定在组织内部成员，非会员不享有神会的各项权益，因而表现出互益性组织的特征。桥会、渡（船）会的设立初衷是解决民众水路交通出行问题弥补官方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不足，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自筹和经营会产生的收益，不向途径此地的商旅收取费用，成员在助人的同时也是在自助，故而表现出共益性组织的特征。

　　业缘型“会”，重点考察了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等三种类型的善会善堂组织。善会善堂有自己的名称、活动场所、经费和组织机构，由地方精英集资发起设立并管理，民众自愿参加，以实施济贫助困等善举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它打破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以慈善事业为纽带，既又不隶属于宗族也不从属于宗教组织，为官方所承认的长期性公益慈善组织。它是财产的集合体，其管理规则、开展慈善活动情况记载于会簿中，设立时一般须向官方呈请备案，具有半官方色彩。它有专职管理人负责管理组织的各项事务，管理人与善会善堂是雇佣关系，按照章程的授权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管理人员通常是有一定威望、家境殷实的士绅等地方精英担任，一般属于义务职，不领取报酬。善会善堂的资金来源于设立人捐助和社会公开募捐，捐助后的产权归属于善会善堂，捐助人可以监督财产的使用情况，有的还可以参与管理，但是属于义务性质没有报酬。善会善堂制定有详细的资助办法和程序，对于资助的人数等一般是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发放资助款物。为确保慈善救助能够落实到位避免贪腐，善会善堂在章程中规定了详细的保障措施，包括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核，职务行为的监管，资助对象的审核查验，受助人要提供担保，资金账目的公开核算等事项都一一予以明确。同善会、保婴会、恤嫠会在资助对象、管理模式等方面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其组织形态仍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特征，体现在一是具有类似慈善财团法人的特征，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开展活动的场所；由捐助财产集合而成，没有组织成员和议事机构，由管理人员代为执行善会善堂各项事务；均制定有成文化的组织章程，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慈善活动。二是属于地方性公共组织。其公共性表现在设立目的和功能的公共性，资金来源及用途的公共性，以及组织规则的公共性。三是善会善堂具有民间半官方色彩，其与官方是“官督民办”与“民禀官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善会善堂的设立及其章程要提交官方备案，有时官方还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善会善堂还会主动借助官方力量宣传慈善理念维护管理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各类民间组织，已被史集、案牍、方志以及家谱等史料文献和国内外研究者所证明，“各种相互交叉的社团、陈陈相因的非官方组织，这些组织并非由于有目的，或明确公认的权利而产生，而是由一群有经常性联系、同住一个街坊、同参加某些活动与祭祀、有共同利益、或总体上都是休戚相关的人时时处处自发地形成的”①“会作为一种团体，至迟在北朝北魏初年即已出现”②，明清时期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从家族生活走向社会生活，“会”成为新的结群方式，通过地缘和业缘纽带的连结，实现了一种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由“聚族而居”到“聚金成会”，“会”成为家族组织的延伸，使得民众在经济生活需要时由原来的仅仅依靠家族组织，转而可以寻求另外的社会合作。“会”作为民事主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社会经济活动，承担各种社会公益责任，几乎所有民间社会举办的公共事业背后，都能看到“会”的影子。在传统中国宗族整合和地方社会治理中，“会”成为建构社会关系，填补国家治理空白的民间力量。“会”不仅拓展了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和领域，在敬宗收族、公益慈善、经济互助、文化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 徐志强《清至民国时期的“会”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