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慈善义演是将娱乐与慈善结合为一体的新型募捐方式，在18 世纪时，部分西方国家就已普遍采取了这一新型募捐方式。如在18 世纪的英国，义演、义卖等“欢娱慈善”活动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尚。

　　上海自开埠通商、设立租界以后，大量西人来沪从商、寓居，并带来了西方的生活与娱乐方式，“欢娱慈善”这一种新型的筹赈方式随之出现于上海。如1875 年夏，法国雨水过多，地势低洼之城大多被淹，“百姓大受其殃，竟有遍野哀鸿之叹”。为救济桑梓，法工部局于9 月8 日设宴演戏，遍邀寓居上海的法国商人，以筹款救灾。次年冬季，外侨商旅还自行“公立一会”，在“元芳洋行”开局演戏，演出者皆为在沪的外国商旅。“观者各出洋五元，约有百数十人”，所得之资，悉数挹注“公病医院”，以裕经费。据载，这次演出，“均出意外之好，内由妇人扮演亦与外国梨园子弟相较不相上下，故观者十分称颂”。又如1877 年，英国球龙兵船年仅二十三岁的水手因戏冰落水而亡，球龙船主考虑到该水手家中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伶仃孤苦，无所依靠，遂“于腊月初四夜命船上水手在士美洋行演戏，遍请西国士女往观”，在沪英人，“情关桑梓，都往观剧”。“一曲氍毺，三更萧鼓”，共得善款一百二十四番，悉数佽助该水手家属。即在19 世纪70 年代的上海，不仅出现了“欢娱慈善”活动，还出现了梨园外行的女性侨民亲自登台义演的情况，这无疑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为国人筹措善款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时人不仅称赞西国妇女登台义演，极具“英雄之态”，还倡导国人效仿此慈善良法，认为“演戏之优伶果亦能如此用心，如此行事，实属大可有益于世方”。

　　在国人号召效仿的同时，外国商旅还动员国人亲自参与到“欢娱慈善”之中。如1876年，山东发生旱灾，灾情惨重，饿殍载道。外国商人为救济灾民，聚集能演戏者，在西人戏园演戏一晚，并邀请中外“素悉西戏者”，前往观演。演出“按人纳资”，所得之资，除零用外，悉数寄至山东以助赈项。除邀请国人观看慈善演出外，还有英国教士亲自到沪上各戏馆劝捐。在西人的示范与国人的呼吁下，鹤鸣戏园鉴于“时令尤寒”，麦苗出土无期，“穷黎弥形困苦”，决定演剧助赈山东饥民。即自4月28 日起至端午节（6月15日）止义务演戏，领班等人不取薪工，并节省一切用度。每日所得戏资除去房租、伙食等开支外，余款半月一寄，扫数充作山东赈款。与此同时，永乐园鉴于是年登莱、青江、徐海等地水旱频仍，灾民饥寒交迫，饿殍盈途，也决定演剧助赈。即决定自5 月14 日起义演，酌情降低原来的座位票价，汇送绅商士庶。券资所得，除去院租、工食等开支后，全数汇缴给广肇公所，由其代交招商局总宪，分寄山东、江北各地，以襄助灾民。并决定一月后，若办有成效，将再行照章续办。鹤鸣、久乐戏园的这一做法，既能为戏园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强戏园的声势，又能使观众在耗看戏之资的同时，暗中襄助善举，一举多得，广受各界称道，慈善义演之风在上海悄然兴起。如1878年，直陕晋豫四省遭遇前所未有之旱灾，赤地千里，灾民遍野。上海丹桂园为筹款救灾，决定自5月27日起，每逢礼拜一、礼拜四，演唱义务日戏，为期一个月。大观园亦决定在5月27日、5月31日、6月3日、6月7日演义夜务戏，共演四晚。天仙园则于5月30 日夜起，每逢礼拜四演义务夜戏，为期一个月，共演四晚。三个戏园每逢演戏之期，便邀集名优，排演新戏，所集戏资，除茶点开销外，余数全部送交果育堂助赈。

　　慈善义演在上海兴起之后，在灾害频仍，灾黎亟需救济的背景下，慈善义演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娱乐方式和内容的日益丰富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如1885年偏灾迭告，筹赈多方，颜永京、吴虹玉等人为救济灾黎，先后于致格书院、震源洋广货店旧址，上演“西法影戏”，“集资以助振捐”。1886年，颜永京、吴虹玉鉴于该年灾情严重，赈维艰难，又特邀集“曹、蓝两君，以西法影戏集资助赈”。“连夜继演”，除去零用外，共筹得洋二百七十九元三角，尽数移交高易筹赈所。1879 年，上海新太古协助晋赈收解公所，鉴于各善士捐助的珠玉、衣裘、书画、古玩等一时难以销售，故仿照吕宋彩票之法，集得洋二千元，以充赈款。1886 年高易筹赈所又在引用这一方法的同时，将其与演戏结合起来。即将各善士捐助的翡翠、金银首饰、古今书籍、字画等物资，制成三联彩票一千张，由丹桂、天仙、义锦三戏园演戏分售，每票收洋八角。除去戏园戏金二角，又扣除戏园案目的“九五扣赏”外，实收洋五百七十元。“影戏集资助赈”、演剧出售彩票以筹善款的做法，是对慈善义演内容的丰富和筹赈方式的一种创新，提高了慈善义演成效的同时，也为慈善义演的风行注入了新鲜血液。

　　慈善义演在上海地区的兴起，既缘于灾害频仍、灾民亟需赈济的社会现状，以及西方“娱乐慈善”活动的示范，这一外生性因素，也与戏园、伶人出演“打野鸡”等演戏风俗这一内生性因素密切相关。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每逢寒冬，寓居在租界内的客民，便请求各戏馆代演一晚。演出所得券资，“尽归求演各人分用”，时人将这一做法称之为“打野鸡”。这一做法虽没有“义演”之名称，但具有慈善、义务的性质，对于戏馆、伶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慈善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戏园、伶人才能对社会上演剧助赈的呼吁作出迅速反应。在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慈善义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俗，其类型、内容，乃至参与群体等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钟欣摘编）

　　摘编文献：张吉玉《民国上海票友、票房与慈善义演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